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国是矿产资源大国，这些矿产资源有力地支撑了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但部分矿山在开采中给生态留下了道道疤痕。

地形地貌遭破坏，地下含水层被破坏、地下水被污染，采空塌陷、地裂缝、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生态环境问题，随时可能威胁人民群众的财产和生命安全......为大地抚平伤痕，矿山生态保护与修复已成为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一道绕不过去的坎，也成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关注所在。

近年来，各地按照绿色发展要求，积极推动矿山生态保护与修复。一些业内人士与专家分析，受监管机制相对薄弱、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存在误区、新技术推广存难度等因素影响，我国矿山生态修复“一年绿、二年黄、三年退化严重”的现象屡见不鲜。现阶段需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推动监管机制落地，坚持因地制宜，在修复受损生态系统的同时，构建适宜的产业模式，实现矿区生态、经济和社会的永续发展。

矿山问题屡被通报

第二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日前对一批典型案例进行了通报。其中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河北省承德市及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违法违规开采矿山，肆意侵占林地、草原甚至保护区，造成严重生态破坏等问题。

通报称，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矿山开采长期无序发展，大面积露天开采生态破坏严重，越界开采等违法违规问题突出，近3万亩荒漠草原被违法侵占，给原本脆弱的生态系统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害。督察组现场抽查的8家露天矿山，无一按照规范进行开采和修复，植被破坏严重，生态修复难度极大。

类似的问题，在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已多次被通报。

2021年12月，海报新闻跟随第二轮第五批督察在贵州下沉时发现，贵州黄平富城实业有限公司麦巴铝土矿的修复作业竟是在废石缝里种树，留下了诸多安全隐患。2021年9月，第二轮第四批督察通报称，中国黄金及其下属企业推进矿山绿色开采和修复治理工作不力，等待观望、不严不实等问题较为突出。2021年7月，第二轮第三批督察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反馈意见时指出，该区矿山开采区生态破坏严重，治理不力。露天矿山野蛮开采问题普遍，全区“半边山、一面墙”式矿山高达296座。梧州岑溪市绿色矿山创建工作不实，11座闭坑矿山均未开展生态修复治理工作。

失去绿色的矿山，见证了粗放型发展的时期，也留下了重建绿色生态的难题。

矿山生态修复难在哪

生态的破坏是日积月累造成的，矿山的治理修复极为艰难。

此前，海报新闻在跟随督察组下沉贵州时看到，一些矿山造成的部分山体纵截面，看上去与地面几乎垂直，陡峭的坡面无疑给生态修复造成了巨大困难。

据中国环境报报道，从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一矿山的“天坑”边往下看去，坑底积累的采矿废水在正午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眼，坑体内侧阶梯落差悬殊，未见到一星半点的草木。

在座谈中，有企业表示曾尝试进行生态修复，但因气候条件恶劣，播撒下去的草种都没发芽。甚至有矿主大胆地提出了一种“躺平”治法，“要我说，这个坑要越大越好，变成一个大的蓄水坑。”但这片区域是年均降水量不足100毫米的荒漠草原，想要通过自然降雨变成一个大水坑，显然是缺乏合理论证的。

目前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矿山的现状是只要没有人查，企业便将开采完的矿山丢在一旁，更不用说采用资金投入大的修复技术了。“谁破坏，谁修复”的原则，在当地也并未得到落实，这就导致了该地破坏式开发矿产资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根据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投入了8000万元对乌拉山自然保护区及周边生态环境进行综合整治和修复。近亿元的资金投入，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当地缺乏系统的观念，只是机械化地发现一批问题矿山便整合一批，并没有从源头进行管控，最终问题矿山只能交给政府兜底。

相关规定明确，矿山地质环境修复，生产矿山的治理责任在企业，无主矿山的治理责任在地方政府。

专家分析，在现有的矿山修复技术方法中，有的技术较复杂，施工难度和安全风险较大，成本较高，甚至高过矿山开发获得的收益。无论对于矿企还是对于政府，很难独自破解矿山修复中出现的技术难度大、治理费用高等难题。许多地市把矿山治理时间拉长到5年甚至10年，资金筹措难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人工修复营造的生态系统是否能完全适应自然的生态系统也是矿山修复治理的难点之一。

“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的是经过长期的自然演替形成的，我国多数矿区生态环境都极为脆弱，自然恢复的周期较长。矿山生态修复的难点就是应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原则，构建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中煤科工集团北京土地整治与生态修复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研究员白国良告诉记者，目前我国部分矿山企业实施了土地流转，但土地的使用权并未得到有效行使，这也是我国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的另一项难点。

如何为大地“疗伤”

在更加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和实现“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势在必行。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矿山生态安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胡振琪表示，目前，矿山生态损毁与修复的监管有相应的条例、规定要求，但并没有很好地落地实施，需要加强监管机制的完善和实施，重点推进年报制度常态化和相关资料的上报、审批和验收制度。同时，需要从科学修复的角度树立正确的修复理念，围绕土壤重构、地貌重塑和植被恢复三大核心技术进行科学施工。

胡振琪说，新的生态修复技术由于存在思想认识、经济成本和政策支持等方面问题，应用推广有一定难度，致使我国矿山生态修复旧账未还、新账又欠。应重点完善和推广边开采边修复技术及配套政策，推进我国矿山生态修复高质量发展。

海报新闻在调研中注意到，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境内含煤面积409平方公里，占区总面积的63%，其丰富的煤炭资源为经济建设做出重要贡献。与此同时，该区因采煤造成土地塌陷区至2019年底已近10.9万亩，并以每年3000余亩的速度递增，同时在城市近郊形成了3.5万亩的条带采煤沉陷区。

该区域自2019年起探索开展“地下地上一体化治理”的治理模式，白国良的团队也参与其中。此项目首次创新性采用定向钻探、城市建筑废弃物再生利用、分布式光纤动态监测、深层地热资源利用等先进技术工艺，是全国首例条带式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与利用项目。

经过综合治理后，沉陷区土地能够作为正常土地进行设计、开发和利用，可建设100米以上高度的建筑物。按照2.0的地上开发容积率初步测算，开发后建筑面积规模467万平方米，可实现经济效益300亿元左右，有效拓宽城市发展空间。

白国良认为，在矿山生态修复工程不能仅仅停留在“复绿”层面上，而应该向着重建生态而努力，让修复后的矿山具备自我繁殖能力。“矿山生态修复应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坚持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粮则粮、宜渔则渔、宜水则水的原则进行规划设计。在修复受损生态系统的同时，构建适宜的产业模式，实现矿区生态、经济和社会的永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