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乐信(NASDAQ:LX)新任CRO(首席风控官)乔杨在《亚洲银行家》2021中国未来金融峰会上表示，乐信1天以上逾期率比去年降低40%；历史不良资产回收率比去年同期提高30%。

此前，乔杨曾任职Discover风险策略及数据建模负责人、京东数科和美国ZestFinance公司合资成立的金融科技公司ZRobot担任CEO，并兼任京东数科信用管理部总经理。在京东任职期间，他曾经和团队打造了京东内部的个人用户信用评分体系“小白信用”，为业内所瞩目。

近日，亦有消息传出，原京东科技副总裁、个人风险管理中心总经理程建波将出任朴道征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朴道征信”)总经理一职。在此前，程建波所带领的风控团队长期“护航”京东白条的运营，在消费金融大数据风控领域积累了实战经验。

而据从多位业内人士处了解到，央行于本月7日发出的助贷“断直连”要求，正是针对“十三家”头部平台，其中即包括京东科技，首批平台整改结果将作为“打样”在全行业逐步推广，乐信、信也等规模较大的助贷机构也将囊括其中。且“断直连”后，包括朴道征信在内的两家持牌个人征信公司将发挥更大作用，未来将是平台机构、征信公司、金融机构三者共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金融助贷的江湖也许很小，来来往往都是熟人。但对于整个助贷行业来说，其在整个业务模式中占据已久的流量数据、风控、甚至客服，未来或都将在监管指引下回归到银行等持牌金融机构手中去，这个“上岸”的过程或将更为漫长。

行业起伏

李力是在2020年末下定决心离开互联网行业的。2018年，他从一家股份制银行信用卡中心跳槽到一家互联网大厂的消费金融业务任职产品经理，告别管理僵硬的银行后，最初一段时间，周围全是90后员工的互联网工作氛围让他感到更轻松自由，薪酬收入从账面上来看也高于此前在银行的水平。尽管如体检、医疗报销等一些隐形福利缩水了，但对他这个身体健康的年轻人来说，这些都不是排在首位的问题。

然而，最初的新鲜感过去之后，李力发现，这种以联合贷为主要模式的纯线上个人消费信贷业务有点“没劲”。整个商业模式、产业链已经十分稳定地定型，从BD(商务)到产品、运营、客服各司其职，每个人都只是流水线上随时可以被替代的一颗小螺丝钉，日子久了，自己似乎只是某一个节点上的“熟练工”，个人能力提升与职场晋升都难以看到希望。

但在2019年上半年，整个行业依然处于上升期，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小贷公司等资金方对消费信贷的需求极大，源源不断地提供着低廉的资金来源，反而是平台方在资产端，获取流量来源方面显得捉襟见肘，整个业务和团队依然沉浸在红红火火的气氛中。

2018年-2019年，公开数据可见，360、趣店、乐信三家美股上市的金融科技公司，在贷余额一路高歌猛进，这或可作为联合贷、助贷行业发展趋势的一种参考。其中，趣店在2019年明确提出了以“开放平台”模式的助贷业务。

李力现在回忆起来，行业气氛的转折点发生在2019年下半年，在杭州，业内一些比较大型的第三方数据公司的爬虫业务关停，业务负责人被带走调查。有部分合作银行开始要求导流时说明用户数据来源，尽管当时银行更多是“形式上”的要求以满足监管，但也给行业敲响了警钟。

还在2019年上半年的时候，陈明所在的公司刚刚从P2P的行业整顿里转到了做现金贷，公司拥有一张网络小贷牌照，有部分自营的放贷，也有和银行、消金公司等合作的联合贷款业务，规模在行业内算腰部企业。陈明认为这不够安全，他希望能跳槽去消费金融公司或银行，因为他觉得“体制内更安全”。

同一时间，陈明所在的公司刚刚艰难地处理掉了P2P的业务，按照监管的意向，转为以联合贷和助贷模式为主的业务。但下半年，第三方数据公司“出事”，他敏锐地意识到，监管对数据信息的风暴已经开始了。

但谁也没想到，2020年突发的新冠疫情，将监管和行业间的暗流涌动按下了暂停键。

作为某个线上消费贷产品的运营人员，张悦在2020年上半年看到了太多“人间真实”——有用户为了逃避还款，伪造自己确诊新冠肺炎的诊断证明书，但实际上其所在的地区新增病例数据情况，稍加核实就能查到。有用户为了几千元的欠款，自驾车从天津赶来北京，强行“约见”业务负责人。有用户为了几百元欠款一再申请延期还款不成，威胁客服人员要跳楼……

在用户的经济和情绪都出现很大波动的情况下，个人消费信贷市场增长几乎停滞，而大数据被更广泛地运用到抗疫中，各家银行的线上无接触信贷产品进入了突发猛进式的发展阶段。在疫情对经济影响逐渐减退的下半年，行业上空的阴霾似乎也逐渐散去，到了下半年，张悦的感受是从一线客服发来的高危投诉趋缓，业务量也在平稳恢复中。

2020年7月份，银保监会发布了《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有金融科技公司将这一规范性文件解读为利好，“新规最大亮点是充分肯定了助贷市场和机构的作用，并鼓励商业银行以合作方式吸收新技术推动信贷行业变革与创新，这对头部金融科技平台是重大利好。”

但紧接着，2020年8月最高法公布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将4倍LPR(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作为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又把利率红线划到了更紧的位置。在此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各地出现了一波“反催收联盟”，深陷黑网贷、民间借贷高息陷阱的人群，将最高法的规定视为摆脱债务的救命稻草，这种情况也一度蔓延到与银行、消费金融公司有关的借贷纠纷中去，尽管最高法是针对非金融持牌的“民间借贷”做出的规定，但持牌金融机构在舆论和道义层面依然感受到了压力，而且越是处于行业头部，重视品牌口碑的机构，压力越大。

对有消金牌照“护体”的助贷机构来说，自营的资产贷款利率上限还能尽量往24%(此前的“高利贷”红线)靠拢，而在助贷业务模式中，有的持牌资金方已经开始要求按照4倍LPR的上限来设计。

陈明看到，其所在公司的目标客群多是蓝领、下沉人群，其个人财务的抗风险能力差，这些特征都被疫情放大了，疫情下萎缩的市场需求和压低的利率定价空间，极大地压缩了中小型助贷平台机构的获利和盈利空间。他开始积极寻找“下家”，最优目标是进银行。

2020年10月，两家头部平台机构上市接连折戟。整个行业的监管预期、市场口碑急转直下。

2020年第四季度里，与多次来自央行、银保监高层对互联网金融无序创新、推高融资成本、滥用信息数据等方面问题的公开批评一起而来的，还有《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出台。

这份重磅的监管文件直指互联网平台机构超范围利用网络小贷牌照，用联合出资的方式，采用3:7甚至1:99的杠杆率放大信贷资金等问题。

在那以后，李力发现，他手头的合作银行开始集中缩量，联合贷停止新增，甚至有的银行干脆就停止放款了。

“互联网的金融前景堪忧。”当时，李力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开始积极寻求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的跳槽机会。

另一方面，冻结多年的消费金融公司、直销银行牌照开始放行，“监管也倾向于让持牌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2020年末，某外资投行机构通过座谈会向一些来自地方互金协会、国务院发展中心、金融监管研究机构等等的专家请教对互联网贷款以及金融科技监管的看法。专家们的核心观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互联网反垄断和数据战略是中国收紧金融科技的背后原因；第二，居民部门杠杆率高企，监管对消费信贷会有所约束；第三，网络贷款的监管将更加严格。

2021年上半年，在行业内大大小小的平台机构还在将联合贷转助贷的过程中，李力、陈明已经分别离开了互联网平台公司，陆续入职了银行系的消费金融公司。

助贷与中小金融机构风控博弈

2021年7月7日，部分平台机构收到央行征信管理局的邮件，要求按照“平台-征信机构-金融机构”的业务合作流程图进一步完善整改方案。要求“平台机构在与金融机构开展引流、助贷、联合贷等业务合作中，不得将个人主动提交的信息、平台内产生的信息或从外部获取的信息以申请信息、身份信息、基础信息、个人画像评分信息等名义直接向金融机构提供，须实现个人信息与金融机构的全面断直连。”

要理解这一新的规定，需要厘清现有的助贷业务中，平台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

据此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发布的《助贷业务创新与监管研究报告》(以下简称《助贷报告》)，助贷业务的各个参与主体的合作流程包括贷前合作、贷中合作、贷后合作。

《助贷报告》指出，在贷前合作中，各参与主体需完成获客与初筛、客户引流等步骤。获客与初筛方面，助贷机构可以通过纯线上或者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触达借贷客户，并且在推送给资金方之前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对借贷客户进行初筛和风控，筛选出符合资金方前置条件的目标客群。“客户引流方面，助贷机构在筛选出目标客群之后，将借贷客户的信用评分、授信建议等信息推给银行等资金方。”

据一位金融科技公司人士透露，7月7日央行的邮件要求整改的环节即主要针对这一贷前获客引流的环节，要求平台机构和资金方强化此过程中对央行数据报送的完整和详细程度。

在“直连”模式下，平台与金融机构之间直接传递用户信息。而在央行要求的断直连模式下，引入了征信机构，实现“断直连”。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金天表示，在一些合作关系中，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连人行征信查询也交由平台进行，对平台输送的客户仅做形式上的最终审核。在上述情况下，银行实际上外包了核心风控环节，数字化能力无法得到真正提升，只会越来越依赖平台。

然而“牵一发动全身”的关键是，“直连”模式下，信息数据质量与平台机构的导流服务收入是直接挂钩的。

目前市场中助贷业务的收费普遍采用的是资金方收取全部费用，再将服务费和返息部分返还给助贷机构或者增信机构。例如今年4月，美股上市公司信也科技表示，正在全面转向助贷分润业务模式。此前，360数科也已宣布正在不断提升其“轻资本”助贷模式的业务比重。

接受了这种合作模式后，银行和金融科技公司的共同目标将被紧密捆绑：尽快且尽可能多的实现利润，同时要控制好不良。在此种模式下，助贷平台实际上会在内部首先做一道风控筛选，用自己的信用评价逻辑将用户匹配到合适的资金方，用一些无法过关的数据“滥竽充数”，损害的将是双方的共同收入。

即是说，在用户数据“直连”的情况下，数据质量也与商业收入隐性的挂钩。那么，“断直连”后，金融机构无法直接核验平台传输给征信机构的原始数据，放贷收入、不良资产需要自负其责。

金天认为，“断直连”后，在银行和平台直接强化了征信机构的存在，其影响至少包括：平台无法直接输出自己沉淀的客户数据，而只能给到经过征信机构处理过的数据，从而更好地保护客户的隐私数据安全；征信机构实行严格的持牌经营，抬高了一般性市场机构参与助贷、联合贷的门槛；鉴于平台作用的弱化(很难再直接把控客户质量)，原有的商业模式，特别是收费模式可能面临较大变化，如果潜在收益明显降低，可能进一步降低平台参与助贷、联合贷的意愿，从而改变市场生态。

在去年7月的《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中，实际上对助贷业务是有所松绑的，明确商业银行除了核心风控环节需独立自主外，其它环节均可与第三方公司合作。具体合作内容包括：营销获客、联合贷款、风险分担(联合贷款方和分担方须为持牌机构)、信息科技、逾期催收等等。

但在今年2月20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知》，坚持“落实风险控制要求。商业银行应强化风险控制主体责任，独立开展互联网贷款风险管理，并自主完成对贷款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具有重要影响的风控环节，严禁将贷前、贷中、贷后管理的关键环节外包。”

在这一从依赖外部风控到打造自身核心风控的过程中，对中小银行自身的数据科技、风控管理水平考验犹大。

由于规模较大的助贷平台接入了多家资金方金融机构，通过率高、放款速度快的资金方就有可能分配到更多的用户，并且在助贷业务中，引入融资担保、保险机构作为增信，或通过助贷平台保证金、兜底回购的商务协议形式，资金方机构实际上享受到无风险收益，真实的风控机制和水平并无太多“实战”经验。

一位互联网民营银行行长在今年上半年的某次行业活动中，开诚布公地谈到了这个难题，老生常谈的独立风控的问题。监管机构为了独立风控对于银行业等金融机构苦口婆心，从最初2017年141号文，到最新的互贷新规的颁布，对于独立风控这个事情强调很多次，但是真正思考一下，最近几年对民营银行来说，对后来发展的这些规模小一点的银行，没有自己流量的中小银行来讲，“我们究竟有多少能力能够做到自主风控，在信用评分，反欺诈，贷后管理有多少能力，监管部门要理清，平台归平台，银行归柜台。”

那么，多年来监管苦口婆心的“独立风控”，中小金融机构做好准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