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李焕英》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不到1个亿的制作成本，总票房却已突破50亿元。贾玲凭借自己这部导演处女作，瞬间蹿升为全球女导演票房第二高，且是前五中唯一的亚洲人，堪称是现象级的成功。

不管对这部影片的看法如何，它激起的市场反应本身就带来了许多争论。有人相信这印证了文化产业的蓬勃兴起，另一些人看法相反，认为正因为缺乏好的、多样化的影片可选，才使一部制作不怎么样的电影暴得大名。这两种反应都基于一个共同的前提：国人对文化产品有着旺盛需求，只不过问题在于能给他们提供什么，又有哪些能受人欢迎。

文化如何繁荣

长久以来，尤其是在解决温饱之后，整个社会时常感受到“没文化”之痛，这倒不是像以往那样指不识字，当下中国人的识字率可能比任何一个时代都高，而是说总体上审美水平较低，缺乏文化创新能力。

这乍看是个人教养问题，但背后更深层次的则是文化生产/消费现代化的问题，因为只有文化艺术的生产实现工业化，催生一个旺盛的公共文化生活，并为之提供符合社会多元化需求的丰富文化产品，“文化繁荣”才能真正水到渠成。

因此，这其实是一个现代社会才有的问题。欧洲直到17世纪之前，王公贵族差不多是仅有的文化产品“消费者”，是他们资助了艺术品的生产，又仅供他们自己消费。印刷文明的兴起，使得大规模出版、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大众化成为可能，而大众也取代王侯成为作家、艺术家们的“赞助者”。正如有学者令人印象深刻地断言的那样，“过去并没有文化产业。”

中国的发展道路虽不一样，但殊途同归，只有文化产品走入千家万户、被大众消费的时候，“文化产业”才会浮现，“文化繁荣”也才有可能。它绝不应该只是少数知识精英的趣味，也不能只是灌输宣传的工具，而是一种双向选择的市场机制下的极大丰富。

就此而言，“文化繁荣”至少应该有三个维度。首先是大量，如果文化产品只是“少数人生产给少数人用”，那至少很难说是“繁荣”，它应当是已经深入社会的普遍现象。其次是质高，国内多年来所诟病的，正是文化产品虽多，高品质的却不算多。

在第一个维度上，中国的表现已经足够令人印象深刻了。以图书出版为例，1912-1949年近四十年，也不过就出版了12.5万种各类书籍，而现在每年就要出版约20万种，三倍于日本。2019年中国还生产了1037部电影，几乎是美国的两倍多。

从另一些数字也能看出中国的文化产业尚不强大：作为贸易大国，整体上享有巨额顺差，但在文化相关领域却正相反，面临着巨额逆差。去年1——11月，中国在“个人、文化和娱乐”这一项上，出口规模仅8.49亿美元，进口则三倍于此，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74.69亿，仅及进口值的近五分之一。

“中国制造”大批量生产的能力世无其匹，但品质和多样性仍有待提升。要改变这样的现况，需要有一套机制，能奖励更有创造力、更高质量的作品，而自动淘汰那些粗制滥造，乃至抄袭的作品。

在年轻一代的引领下，大众文化消费心理其实已经在悄然发生改变。值得注意的一个标志性现象，就是中国观众正在远离郭敬明：他近两年在市场上频频遇冷，当初文化相对贫瘠的年代，他可以盛行一时，甚至抄袭指控也不能伤害到他，但如今却是他承认抄袭、向庄羽道歉也未能挽回人气。对见识过更高品质、趣味更多元的一代来说，郭敬明的作品既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好的。这样的心理变迁，很可能会进一步“倒逼进步”。

文化产业的市场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的生产消费机制，往往是“生产决定消费”的，通过大批量的生产，再供消费者挑选；但在文化产业领域，却常常是“消费决定生产”，需要了解受众的特定喜好，必须不断地推陈出新，这才能获得市场的正反馈。

现在问题正在于：我们需要一套怎样的市场机制，才能催生文化繁荣？

当然，工业产品也需要健全的市场机制，只不过在文化领域，这个问题更为棘手，因为文化有其特殊性，不能靠大干快上的方式突击式地提升，只能通过创造更宽松的创作环境、赋予内行人更多话语权，并最终让市场优胜劣汰，以此催生更多精品。

文化产品即便泥沙俱下，但只要文化批评家当好把关人角色、消费者理性选择，最终也总有一些优质的产品涌现，因为只有精益求精才能得到广泛的认可。例如，越剧原本是浙江绍兴乡下的剧种，但搬演到上海后，为了能吸引大都市的观众，就在唱词、扮相、舞美等各方面下功夫，结果到后来在国外演出时甚至被视为中国艺术的代表。

一套健全的市场机制，正是目前急需的。书籍、电影、音乐、戏剧等价格低廉，一定程度上令高品质、多元化的文化产品难以生存，再加上知识产权问题，这就造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普通人习惯了低价，更不愿意为生活非必需的文化产品多掏钱，也不尊重文化生产，这又反过来无法给文化创作者提供足够的激励。

文化产品与工业制造的极大不同，就在于它极其注重“独异性”，很难用标准化的方式批量生产，而必须有自己的个性，“非标准化”是它与生俱来的特点，也只有这样，才能带来吸引力。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一个再好的创意，用过一次之后，第二次再用，就很难引起同样的轰动了。

也正因此，文化创意领域的产出很不稳定，风险要大得多——这最典型地体现在电影票房上，贾玲这次拍摄成本不到1亿就达到超过50亿元的票房，制造业不可能有这样的高回报、高利润，但且不说这次的成功他们团队自己也很意想不到，要再重现辉煌恐怕也很难。

这意味着，文化产业要得到充分发展，其实远不只是拉几个人、多投点钱的问题，它召唤一套完全不同的机制：鼓励独创性、维护知识产权、推动个性化和创新性教育，最终还需要一定程度的容错。因为就算是那些后来名声大震的创作者，也不可能每部作品都叫好又叫座。著名导演李安在纽约大学电影制作研究所毕业后的整整六年里，甚至都没能拍出一部作品，在家人的支持鼓励下才撑了过来。

最重要的不是常规化的劳动量，而是创造性和吸引力。这不同于买卖双方理性计算的市场关系，因为对文化产品的偏好往往是一种主观感受，也更容易受到一个不可预料的、变动的市场影响，需要创作者既有敏锐的感知，又能沉下心来。

文化繁荣需要更多非主流的创造，文化产业的兴起不是凭空而来的，只有当社会的价值取向足够多元化、更多人追求高品质的文化生活时，它才会涌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