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周日高铁就要开了，很快港珠澳大桥也要通车了，此外我们在东边的一条公路也要开通，这样广东(到香港)东进东出，西进西出……(港珠澳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形成。”克服了台风山竹的挑战，出现在夏季达沃斯2018年新领军者年会现场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显得有些兴奋。

在9月18日以“中国的湾区经济”为主题的夏季达沃斯分论坛上，陈茂波和成长于不同湾区的企业家和经济学者就粤澳港大湾区的成功关键进行了探讨。除了包含了人才、资本、文化在内的自由流通及创新生态外，还有企业家提到了电价带给湾区的吸引力。

自由流通和人才培育

陈茂波在上述论坛上表示，粤港澳大湾区跟旧金山和东京这些全球知名湾区比较，既有优势，也有困难。优势是粤港澳湾区的GDP总量和人口庞大，既有国际金融中心，也有科技产业、先进制造业，同时土地资源、人才和劳动力的资源都比较丰富；困难则是在一国两制和三个关税区的大背景下，如何让人才、资金、信息、货物自由流通起来，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作为生于香港、长于香港的企业家，尚乘集团董事会主席蔡志坚在现场提出，作为金融机构，企业最关注的还是人才流通。对粤澳港大湾区来说，除了在知名高校中培育新的人才，吸引更多人才外，还需要提升现有人才的技能，让他们适应未来的科技发展。与此同时，资金的流通以及全球化的资产配置也至关重要。

参与现场讨论的鹿昇资本创始人、管理合伙人张璐成长于美国的旧金山大湾区。在她看来，硅谷对于人才的培养，主要是鼓励人才去做不一样的选择——是做高风险的创业企业还是加入成熟的大公司。同时，大湾区的成功关键还要看整个生态是否有足够的包容心。硅谷有一个文化叫“原谅背叛”，就是指大型科技公司是否愿意原谅离职创业的工程师，并且愿意成为这些科技创新者的用户或者收购方。

根据张璐的观察，过去十年里，全球创业者的思维已经发生了变化，即创业者从第一天创业开始就要考虑全球化，并非说从第一天就开始做全球化的市场，而是要有这个思维，认识到自己的最大竞争对手和最大的市场可能都不在美国，公司未来最大的发展也会超出美国。

法律和制度机制创新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朱宁表示，在提到创新时，不能仅仅讲技术创新，制度和法律方面的创新也是特别重要的创新，在规章制度、监管思路方面的创新将很大程度助力于整个大湾区经济的发展和创新。

陈茂波也表示，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大湾区成功的关键，还是政策上的突破，“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如何打破，就需要制度、政策，不容易，需要努力。”

在旧金山大湾区和东京大湾区都设立了子公司的晶科能源有限公司副总裁钱晶同样关注粤澳港大湾区在机制体制上的开放。她认为，湾区必须是众多模式的试验区，是一个大胆的创新试点。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院长薛澜提出，粤澳港大湾区需要有一个政策协调机制，这个机制的建立能够破解上述提到的问题，而具体的体制机制障碍最后还是要通过政策创新来解决，因此，一个政策协调机制可能是最关键的。

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各地在法制上的差异，陈茂波则认为这种差异既可能是障碍，也可能是优势。比如香港是全球唯一一个使用中英文的实行《普通法》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也比较完备，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信誉。如果加上深圳、东莞、惠州、佛山等地的科技企业和先进制造业，将有机会成为国际的科技中心。

科技企业还关注电价？

除了流通自由和机制创新，钱晶还提到了企业特别关注的细节——电价。

钱晶表示，企业选择在大湾区建立制造基地或者子公司，基建是很重要的考虑因素，其中电力、电价的吸引力不可忽视。

“以旧金山湾区的硅谷为例，硅谷集中了大量信息、通信产业的高科技公司。大家对于这些高科技产业不太熟悉的是，这些产业都是高能耗的产业。”她说，全球现在共有860万个数据中心，每个数据中心平均的年耗电量100万度，对于像英特尔、微软、谷歌这样的中型数据中心，它们一年的用电量可以达到中型发电厂的发电量，是非常高耗电的企业。对于这些企业来讲，湾区的电价成本将影响其是否入驻湾区的决定。

钱晶称，美国能源局去年统计，美国仅仅算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就占美国全年用电量的1.5%，信息加通信的用电量占美国全年用电量的8%。如果把云计算这个产业作为一个国家来计算的话，该产业一年的用电量排名全球第六，在德国和俄罗斯中间，到2020年云计算产业用电量还会增加60%。同样的，以现代物流和现代制造业为主的东京湾区，比如三菱、东芝、松下这些制造企业也都有着较大的用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