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出问题，全国两千多个县，近万家投融资平台，个别出问题是很正常的，只有出了问题，让市场得到了检验，才能打破地方政府与地方投融资平台的隐形担保关系，才能打破所谓的“刚性兑付”。

2018年一季度刚过，一些地方投融资平台已经开始着急了。

一家中部的市级投融资平台在今年的第一季度没有完成一笔融资，却偿还了1亿多元的债务。另一家东部城商行也开始频繁的被各家地方融资平台催促，希望能够获得新的贷款，用以偿还即将到期的债务。

造成地方投融资平台融资困难的原因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资金成本在不断上涨，一些融资平台融资利率从去年的6%——7%一路攀升，个别信托、融资租赁等表外渠道已经达到了9%。

另一方面的情况更为严峻，银行的贷款额度已经不够用了，这意味着即使这些投融资平台愿意以高价获得资金，也得等待新额度的到来。

东部一城商行负责人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现在的表外通道基本被监管卡死，大家都在回归表内，表内就那些额度，像挤牙膏一样，所以客户都在排队等着。”

来自各相关部委的一道道政策封锁了投融资平台依赖的基金、信托等“变相举债”的表外渠道。“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也正在让资金成本上涨，这拉高了银行揽储的成本——在过去的一周中，一家城商行定期存款利率上浮了接近50%，同时信托通道费成本相较于2017年也上涨了超过3倍。

目前的现状是：由于难以获得新的贷款，融资平台不得不用自有资金偿还，因此银行的揽储压力在不断增加，从而进一步加大了投融资平台下一步融资的难度。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郑春荣对经济观察报表示，按照目前的状况，2018年一些投融资平台可能会出问题，但是由于此前的政策节奏很好，因此整体风险依然可控。

郑春荣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出问题，全国两千多个县，近万家投融资平台，个别出问题是很正常的，只有出了问题，让市场得到了检验，才能打破地方政府与地方投融资平台的隐形担保关系，才能打破所谓的刚性兑付”。

投融资平台告急

一家中部省份的市级投融资平台在今年的第一个季度感觉到了压力，在过去的三个月时间中，这家投融资平台并未完成一笔融资，反而偿还了1亿多元的贷款。

未能完成融资的原因之一是市面上资金成本过高。该融资平台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2017年，银行的表外资金利率成本大约在6%——7%，但是目前一些表外的利率已经达到了9%，其中融资租赁的成本已经接近10%，因此如果不是非常迫切，暂时不考虑进行新的融资。

这家融资平台的情况尚属幸运，在2017年资金成本已经出现上涨趋势的情况下，这家投融资平台接连通过发债、银行表外通道获得了超过50亿元的资金，因此目前现金流还处在比较良好的状况。

但是，一些在2017年错过融资时期的平台目前的情况更加紧迫。东部一些投融资平台去年曾经有机会以基准利率上浮10%的成本获得银行资金，但当时尚未到“借新还旧”——投融资平台普遍是通过这种滚动式操作来维持资金链条——的时间节点，因此便拖了下来。等到今年还债时间到的时候，他们才赫然发现，资金成本已经变为基准利率上浮30%——40%。

一位东部城商行负责人对经济观察报表示：“2017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几次催过他们，让他们来借钱，其中一些平台拿了，但是还有平台没当回事，等今年他们来拿的时候，我们也没有额度了。”

没有贷款额度意味着这些投融资平台即使愿意支付高额的成本也很难获得足够的资金。造成贷款额度缩减的主要原因是在政策监管不断加强的情况下，表外融资通道已经基本关闭。

表外资金是地方投融资平台的主要资金来源，以上述中部投融资平台为例，其在2017年获得的超过50亿融资总额中，有三分之二来自于银行的表外通道。地方投融资平台热衷与表外资金的主要原因是，表外资金可以不纳入投融资平台的负债。

基于这种优势，在过去的数年时间中，表外通道成为了银行与地方融资平台合作的主要渠道，其中演化出各种“变相举债”的方式，诸如基金、信托，甚至融资租赁——这是一种近期银行向投融资平台提供资金的主要方式，本质上是一种承诺回购，将利率“伪装”成租金的举债方式，但是4月19日审计署对多个地方投融资平台问题的披露显示出了对这一方式监管趋于严格。上述城商行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在银行一年的贷款总额中，接近7成均是从表外流出。

随着财政部、金融监管部门政策的不断发布，2018年表外通道已经基本关闭。上述城商行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目前大家都在回归表内，虽然表内贷款额度略有上升，但是总体依然是大幅下降，因此出现了额度不足的现象。

“银行——地方投融资平台循环”受阻

现状让一个长久以往的循环受到了挑战。

上述城商行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银行愿意借钱给地方投融资平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借钱给平台之后，平台以及其下游企业会回存银行系统，产生派生存款，基于此银行可以再扩大贷款的规模。而如果借给普通中小企业，由于企业特别缺钱，立刻就花了，能回存的额度就非常少，几十亿只能回存几亿。

鉴于地方融资平台巨大的资金需求量，这一“信用创造-存款派生-进一步创造信用-进一步存款派生”的正循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中，成为了中国货币释放的渠道之一，同时也是货币乘数、杠杆率不断增长的原因之一。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地方融资平台获得融资的难度不断提高，在还债的压力下，他们不得不动用自有资金，这反而让一些银行的揽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一位东部银行的客户经理2017年名下尚有近20亿的存款，目前已经缩减到不足10亿。这一现状让此前的“正循环”开始有进入“反循环”的迹象。

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于资金成本，在过去的一周时间中，一些银行的存款利率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浮，其中一些定期存款利率上浮接近50%，表外的信托管理费、理财产品利率也在不断上浮，一些信托通道费上涨了近4倍。

这种情况可能并不是短期现象。4月17日央行宣布对部分银行降准1%，允许银行按照“先借先还”的顺序，使用降准释放的资金偿还其所借的中期借贷便利(MLF)。对此，一位政策层人士对经济观察报分析，这一操作是为了释放长期流动性，但是在降杠杆的背景下，银行还是要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而且随着利率双轨制合一的进程，未来还有利率上浮的空间。

在上述城商行人士看来，这种揽储的压力和存款端资金成本的上浮最终会传导到贷款端，这也意味着目前的形势在短期内很难出现改善。

刚性兑付能打破吗？

按照政策的意图，降准释放的流动性应该流向中小企业，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是，对于一部分银行而言，投融资平台依然是最具吸引力的客户。

上述城商行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由于有具体的考核标准，因此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肯定会推动，但是2018年还是更倾向于为地方投融资平台提供资金。

银行热衷于地方融资平台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所提供的隐形担保。尽管在2015年年初施行的新《预算法》已经从法律层面将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进行了剥离，但是在银行看来，这些投融资平台所出具的担保依然具有“类政府”性质。

上述城商行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给地方融资平台放款是银行业公认的少有的风险最小的业务。

在收益一定的情况下，趋避风险是资本的基本属性。基于这一逻辑，在货币宽松时，大量资金会在银行间、银行和投融资平台间流转，而当货币政策由宽松转变为中性时，出于降低风险的考量，银行更加重了对地方投融资平台的依赖。

这种刚性兑付是否有机会在2018年被打破？在郑春荣看来，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国目前有近万家地方投融资平台，但是几乎没有出现过大问题，仅仅是有过几次短期的违约，但是都迅速解决了。2018年个别运营不良，大量依靠表外通道融资的地方融资平台有可能会难以为继。从政策角度，2016年已经颁布了《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对于可能发生的地方债务问题已经做好了准备，因此个别平台出现问题并不会引发系统性风险。

郑春荣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在目前的状况下个别投融资平台出现问题反而具有正向意义，它可以打破地方政府对投融资平台的隐形担保，打破刚性兑付。让金融机构此后为地方融资平台提供贷款时，会依照一个更加理性、更加市场化的方式来审视这些融资平台的信誉资质、现金流、盈利情况等。

在前述城商行人士看来，目前仍然在博弈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很难让地方融资平台出问题，因为一旦出现问题，该地区在金融领域的信誉就会出现极大问题，这个风险是地方政府难以承受的。

如果地方政府的隐形担保确实被打破了，那么从市场化的角度来看目前的投融资平台，相当一部分可能并不是优质的贷款客户。上述城商行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一些投融资平台并没有造血能力，只是通过“借新还旧”来维持现金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