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好货币信贷总量，调节好货币闸门，是做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工作的重要基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17年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这是在深入分析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突出矛盾和问题基础上做出的重要部署，为把握好货币政策调控力度和节奏、平衡好多个目标之间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客观要求

稳健的货币政策自2011年实施以来已有六个年头，总体来看取得了显著效果。一是实现了货币政策由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非常态向常态的及时回归，降低了货币信贷条件过度宽松引起的经济金融风险的过度积累；二是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一步增强，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增长运行在合理区间；三是积极探索货币政策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取得积极进展，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收入结构等继续优化，经济新的动能正在积聚，传统动能的改造升级也在加快。

但同时应该清醒认识到，目前6.7%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主要依靠房地产和基建投资拉动，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负债快速上升取得，不具可持续性。从当前形势看，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国内长期积累的部分结构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还有所固化，甚至恶化。从总需求角度看，主要表现为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的失衡。从投资方面看，存在房地产投资和实体经济的失衡，投资增长对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的依赖较大。从产业结构看，结构矛盾表现为高耗能高污染等重化工业产能严重过剩。从市场结构看，在资源、电信、金融、交通、教育、医疗等产业领域存在垄断，运行效率较低。从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看，各类要素成本快速上涨，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的模式尚待形成。

这些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部分是我国经济发展自身演进的结果，例如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产业结构内部的失衡，都是我国经济转轨发展的必经阶段，在我国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后，这些经济结构已不可持续，需要一定的时间调整转型。部分是体制机制障碍及相关政策导致的，需要通过改革消除障碍。从过去几年经验看，受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金融市场出现较大波动等多种原因影响，部分时段的货币政策在实施上可能是稳健略偏宽松的。这种流动性状态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矛盾，而且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很可能是饮鸩止渴，进一步扭曲和固化结构性问题，导致产能过剩进一步加深、企业部门杠杆率的进一步高位攀升、房地产市场和金融资产进一步膨胀、金融风险进一步集聚，甚至导致出于稳定金融体系的需要，倒逼央行进一步注入流动性的恶性循环。总之，在结构性问题成为当前主要矛盾、总需求刺激政策的效果边际递减的情况下，不能重回总量宽松、粗放刺激的老路，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必须在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和改革上取得突破，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在此过程中，货币政策总体保持审慎和稳健，突出中性态势，不松不紧，既保持合理经济增长必要的流动性供给，又能为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转型升级创造必要的压力，是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总需求管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是防范金融风险，

尤其是平衡好维持金融稳定与防范道德风险之间关系的宏观保障

风险多发易发是当前金融领域的突出特征。从国际环境看，全球经济还未走出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主要经济体复苏不一，全球经济总体上仍然乏力，未来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走向等不确定因素增大，尤其是民粹主义、去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和社会不稳定性增加，逐渐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重大风险。金融领域潜在风险仍在积聚，金融市场动荡不定的态势短期内可能难以改观。从国内环境看，处在深刻转型期和关键跨越期的中国经济，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掩盖下的一些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和问题正在“水落石出”、持续暴露，经济运行内生增长动力尚待增强，金融改革处于攻坚阶段，经济金融领域风险暴露有所增多。2015年股票市场大幅波动，2016年初外汇市场、期货市场、票据市场风险联动，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高速增长，年底债券市场又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充分说明我国当前金融运行进入风险敏感期、脆弱期、多发期。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综观全球诸多典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案例，其形成和破灭的具体因素固然有所不同，但形成过程大致沿着一个极其相似的线路图：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伴随信贷的易获性，导致信贷过度扩张和资产价格上扬相互刺激，进而引发资产泡沫和金融危机。借鉴国际经验和教训，要做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关键是要调节好货币闸门，保持流动性总量基本稳定，防止因货币供应宽松而产生加杠杆效应和放大资产泡沫，在宏观上有效助力防范风险。

尤为重要的是，保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有利于平衡好维持金融稳定与防范道德风险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我国对金融风险的容忍度较低，一定程度上存在“花钱买稳定”的倾向，公共资源过度使用导致道德风险普遍存在。一方面，部分金融机构事实上享受隐性担保，成本外部化，缺乏审慎经营和风险控制的动力。部分金融产品仍存在刚性兑付，投资者缺乏风险意识，客观上助长了高风险活动；另一方面，维护金融稳定过度依赖央行流动性支持，央行很难在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道德风险之间把握平衡。一旦出现问题，央行往往在不了解风险信息的情况下被动提供流动性支持，使得部分金融机构过度投机套利，加剧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保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合理引导利率水平，有利于在总量上防止资金“脱实向虚”“以钱炒钱”以及不合理的加杠杆行为，在维护金融稳定的同时抑制道德风险，切断“事后无限救助—放松风险防控”的恶性循环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