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首次由资本净流入国转向资本净流出国，进一步证实二战后第四次产业转移进入了规模化发展阶段。那么，这一轮产业未来轨迹和图景将会如何？本文从与产业转移联系紧密的投资活动、贸易活动及工业活动出发，并结合前三轮产业转移经验，进行尝试性测算和分析。

全球产业转移的引擎：

投资踏径而来

产业转移主要通过投资活动和贸易活动完成，其中，投资活动是监测产业转移过程的主要指标。每一轮产业转移往往伴随着资本的跨境活动，但由于部分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避税动机，因此资本的跨境活动并不必然带来等量的产业转移。以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为例，其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就与工业规模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这主要是避税动机FDI流动所致。

为更加准确监测产业转移，本文主要借鉴日本、韩国及中国的经验，以测度产业承接经济体承接能力。

受制于各经济体人口规模、市场规模差异，其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不具备可比性。对此，告构建劳动年龄人口人均FDI指标，以评价产业承接国的产业承接水平。同时，考虑到通胀因素导致不同时期数据不可比拟性及美元计价因素，本文以1960年为基期，计算出美国GDP的定基平减指数，进而以之计算出各经济体不变价的劳动年龄人口人均FDI。结果表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利用FDI水平恰好沿着10年前的日本、15年前的韩国的轨迹发展。这似乎暗示着，从时间上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利用FDI尚有15年的增长期；从规模上看，当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利用FDI仅为韩国的四分之一，未来仍有巨大增长空间。

当然，令人惊讶的是，日本虽然先于韩国进行产业承接，但其劳动年龄人口人均FDI的水平却相对滞后于韩国，出现了劳动年龄人口人均FDI和产业承接“期限错配”的现象。结合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笔者推测：这一“期限错配”可能主要与日本战后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政策和美国很多对日投资采取的是对外援助的方式有关。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跨境直接投资规模及发展速度进入起飞阶段，根据《1996年世界投资报告》，全球跨境直接投资累计额由1970年1278亿美元增至1995年的27000亿美元，增长了20多倍。在跨境直接投资迅速增长的背后，是二战后的第二轮产业转移活动的兴起。以韩国为例，其作为第二次产业转移主要承接国，FDI存量增速在80年代经历了连续8年的增长期，随着第三次产业转移开启，其吸收FDI存量增速也随之下降。

20世纪90年代末，第三轮产业转移进入规模化发展阶段，中国作为这一轮的最主要产业承接国，其吸收的FDI保持了近10年的连续上升期；2008年金融危机后，伴随第四次产业转移开启，其吸收FDI存量增速也相应进入下行通道。

以上分析显示，如果利用劳动年龄人口人均不变价FDI存量进行度量，产业承接国通常沿着上一轮产业承接发展路径发展，那么，第四次产业转移是否也会沿着大致相似的路径和节奏演进？

有趣的是，笔者进一步计算越南劳动年龄人口人均不变价FDI存量后发现，当前越南正沿着25年前的中国发展轨迹发展。这意味着，就当前越南劳动年龄人口人均FDI存量数据而言，其发展水平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70年代的韩国。回首韩国、中国经验，其从产业转入国转变为产业转出国基本上都是在国内劳动年龄人口人均不变价FDI水平在60美元左右之时开始出现的，如1991年韩国劳动年龄人口人均不变价FDI为56美元，而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人均不变价FDI则于2006年达到60美元，那么由此，越南将于2027年达到这一水平。这或许意味着第五次产业转移将在2030年前后开启，同时也意味着该轮产业转移将影响中国未来15年左右。

产业转移的表现：

贸易重演历史

在价值全球链布局的背景下，产业转移通常会带动产业承接经济体出口增长。对比日本、韩国及中国出口增速可知，当一经济体处于产业转入状态，其出口增速通常高于非产业承接经济体。具体而言，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韩国是第二次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国，其出口增速显著高于日本和中国；20世纪90年代后，伴随着第三次产业转移，韩国开始由主要产业承接国逐步转为产业转出国，其出口增速明显下滑直至低于中国；2008年金融危机后，第四次产业转移开启，中国由产业承接国转为产业转出国，其出口增速相对优势也开始相应消失。

FDI存量指标一致，受制于各经济体人口规模不同，出口总量也不具备可比性。为此，笔者计算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出口，同时利用美国定基GDP平减指数剔除价格因素，由此得到不变价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出口。

从不变价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出口观察，中国正沿着30年前的韩国、40年前的日本的轨迹发展。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出口总值为400美元，这相当于1986年韩国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出口总值（405美元）；而日本早在1973年就已实现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出口360美元。

那么，第四次产业转移承接经济体是否会遵循这一规律？对比中国和越南发现，借助于第四次产业转移，越南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出口实现跨越式发展。2000年前，越南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出口水平滞后于中国15年；但第四次产业转移后，越南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出口仅滞后于中国2年。这或许表明，与前三次产业转移相比，在第四次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承接经济体的“学习曲线”更为陡峭，借助于产业转移，这些新兴经济体实现了跨越式追赶。

产业转移的学习曲线：

工业跨越式追赶

产业转移的直接结果之一是世界制造中心的转移，第一次产业转移将“世界工厂”由美国搬迁至日本、联邦德国；第二次产业转移则将“世界工厂”由日本、联邦德国搬迁至“东亚四小龙”；第三次产业转移也不例外，“世界工厂”由“亚洲四小龙”迁入中国大陆。而在每一轮，产业转移的承接国都经历了一轮制造业的扩张期。对比主要产业承接经济体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可以看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承接产业进入规模化阶段，其增速以高于日本、韩国的增速进入上升通道，随着第四轮产业转移的开启，其工业增加值同比也相应滑落。

第四次产业转移是否会遵循前三次产业转移规律，即每一次产业承接国是否会延续上一轮产业承接经济体路径前进？本文对比越南和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工业增加值发现，借助于第四轮产业转移，越南实现了跨越式追赶。具体而言，第四轮产业转移开启之前，越南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工业增加值滞后于中国30年，但随着第四轮产业转移开始，越南工业发展仅落后于中国10年。

那么，这种跨越式追赶是人口小国效应还是第四轮产业转移普遍特点？对此，笔者进一步观察印度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工业增加值发现，与越南一致，印度在第四轮产业转移过程中也出现了跨越式追赶迹象。第四轮产业转移前，印度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工业增加值滞后于中国30年，但随着第四轮产业转移开启，印度该指标仅滞后于中国15年，这进一步表明第四轮产业转移带来跨越式追赶效应对人口大国及效果均适用。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总结出以下经验：

第一，从劳动年龄人口人均不变价FDI存量观察，越南等新兴产业承接经济体滞后于中国25年；到2035年前后，新兴承接经济体将达到中国当前的水平。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第四轮产业转移的开启时点，这或意味着2030年前后第四轮产业转移结束，而第五轮产业转移可能开启。这也就意味着第四轮产业转移将影响中国未来15年。

第二，从出口、工业增加值指标观察，中国发展滞后于韩国，但越南借助于第四轮产业转移，其出口水平实现了13年的跨越，由产业转移前滞后于中国15年缩短至2年；工业增加值实现了10年期的跨越，由产业转移前滞后于中国30年缩短至20年。与前三轮产业转移相比，第四轮产业转移的学习曲线更为陡峭，或带来产业承接经济体跨越式追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