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不用对环境更友好的技术

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张益先生在《生活垃圾焚烧不得不知的十个关键问题》一文中称，垃圾焚烧技术的主要特点是项目用地省、处理速度快、减容效果好、污染排放低和能源利用效率高。

事实上，前面4点都是第二代垃圾处理技术(焚烧)与第一代垃圾处理技术(填埋)相比较的结果。那么，为什么不与当下诸多更环保、更省资源、更省能源的第三代垃圾处理技术进行对比?当今世界已发展到第三代垃圾处理技术阶段，涌现出多种对环境友好、资源利用率更高的垃圾处理技术，主要有生物处理、机械分拣、厌氧消化、高压蒸汽等，还有这些技术的组合。这些技术对环境更友好，甚至能将垃圾全部偱环利用无残留。

文章说每吨垃圾可焚烧发电300多度，大约每5个人产生的生活垃圾，通过垃圾焚烧发电可满足1个人的日常用电需求。那么，我想请问能不能公布，为了这1个人的用电需求，需要耗费多少电、多少水?相当于多少人的日常用电及用水需求?

焚烧产生的超细颗粒难监测

张益先生认为，“对于高标准垃圾焚烧厂来说，应该努力做到最大限度地降低污染排放。”

我们知道，生成二噁英的要素是：含氯、燃烧、含碳、铜等金属催化。混合垃圾焚烧各项要素齐全，故降低污染物排放的成本高、难度大，且极易造成二次甚至三次污染。试问，是生病难受花钱好，还是避免不生病好?

张益先生还认为，“垃圾焚烧厂还必须设置袋式除尘器，去除焚烧烟气中的粉尘污染物”。我们都知道，焚烧会产生大量的超细颗粒，目前最先进的环保设施对它无计可施，且目前最先进的监测系统对它无法监测，如何得知污染物被有效“去除”?

有很多种毒害物质未检测

至于垃圾焚烧厂的监管，张益先生认为，必须“运行透明”。对此我表示赞同。但严格的监管，离不开人力、财力、物力的支持。如果垃圾处理能采用百姓认可、对环境友好的方式，那么政府的监管成本也就可以相应减少。

在谈到焚烧厂如何控制废气排放时，张益先生建议“炉膛温度高于850℃，烟气停留时间大于2秒，保证二噁英等有机物彻底分解”。可是，烟气从焚烧厂的炉内到排入大气中，必然会有个降温的过程。事实上，烟气中的二噁英在200℃至500℃的中温区还会重新合成。

张益先生还说要“确保垃圾焚烧厂烟气污染物排放达到规定标准要求”。

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垃圾焚烧会产生200多种已知的毒害物质，但检测的项目极少。比如说只检测二噁英，不检测多环芳烃、多氯联苯等其他危害极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再者，达标排放不等于不排放。烟气中的污染物排放至大气中，最终将沉降并富集在水源中、土壤里，危害环境。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环境管理，对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比排放标准更加重视。

垃圾焚烧排放的温室气体很高，焚烧1吨垃圾排放的二氧化碳达1.9吨。在废物处理技术的效率排名中，垃圾焚烧效能不高，在24种垃圾处理技术的效率排名中仅列第19位。其效率比排名第一的生物处理技术低228%，比排名第二的等离子汽化-高压技术低211%。

在控制恶臭排放方面，与其在垃圾焚烧厂费钱费力地控制恶臭，不如在源头阻止恶臭的产生。生活垃圾中的餐厨垃圾是恶臭的来源，将餐厨垃圾单独收集、单独清运、单独处理，是控制恶臭排放的最有效办法。

没提及预防二噁英重新合成

还有控制二噁英的排放问题，张益先生认为，“食品是其主要来源，人体接触的二噁英有90%来自膳食方面。”

其实，二噁英是一种含氯的强毒性有机化学物质，除火山爆发和森林大火外，在自然界中几乎不会自然形成，而是人为活动导致，它常以微小的颗粒存在于大气、土壤和水中。自然界的微生物和水解作用对二噁英的分子结构影响较小，因此环境中的二噁英很难自然降解，于是最终回到了人们的餐桌。

控制二噁英的排放，没有提及预防二噁英重新合成的措施。二噁英重新合成的几率极高，必须引起重视。

还有，二噁英排放浓度为0.1纳克/立方米的欧盟2000标准，并不是国际上最严格的排放标准，仅为欧盟的最低执行标准，它只是一条及格线。

张益先生说，“现在大部分高比例采用垃圾焚烧的发达国家，垃圾焚烧厂对自然界二噁英排放总量的贡献率都低于1%。”

可是，国外环境背景值、人口密度、垃圾组分、设备投资、运营成本、技术水平、日处理量、排放标准等与我国不同，没有可比性。废弃物焚烧已居二噁英重点排放源亚军宝座，要引起各方重视。

生活垃圾焚烧是废弃物焚烧中的重要项目，而生活垃圾处理并非只能焚烧。生活垃圾处理应采用二噁英排放更少的技术，以减缓二噁英排放总量增长。当下我国环境污染严重、原因复杂、治理困难，从源头减少污染企业的数量，是二噁英等毒害物质减排的最佳途径。

炉渣和飞灰最终还得填埋

在谈到如何处置炉渣和飞灰时，张益先生建议，“垃圾焚烧产生的炉渣经过高温无害化处理，再经过磁选等分离出废钢铁等废旧金属后，可对炉渣进行综合利用，不能综合利用部分可送至卫生填埋场填埋”。

事实上，炉渣里有二噁英等毒害物质，而不仅仅只有重金属。如果不能有效去除，那么炉渣的综合利用将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甚至三次污染。

飞灰属于危险废物，必须单独收集，再用专用密闭运输工具送去填埋。生活垃圾经焚烧厂耗费巨资，进行一系列繁杂处理后，所产生的飞灰及部分炉渣还是需要填埋，不可避免地依然面临填埋场的污染问题。再者，飞灰与炉渣里的二噁英等毒害物质，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向自然环境迁移。由此所造成的污染，将比传统填埋场的污染更严重、更难治理。

公众全程参与才能化解“邻避现象”

张益先生还给“邻避现象”的化解之道支招：“在公众对垃圾焚烧心存疑虑的当下，最有效的化解之道，莫过于由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合力打造出一个信息公开、操作透明、环境优美、以人为本、真正达标的蓝色垃圾焚烧厂。”

但我认为，“蓝色焚烧”并非垃圾处理的唯一神药。让公众全程参与并决定垃圾管理的模式、垃圾处理设施的选址、垃圾处理技术的选择、垃圾处理的运行成本等，才是化解“邻避现象”的最佳良方。

焚烧是高耗能的技术路线

张益先生还介绍了“蓝色垃圾焚烧厂”的5个先进理念：更严格的烟气排放指标、更显著的能源利用效率、更先进的资源综合利用、更透明的企业运行情况和更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

我对第一个表示赞同。但欧盟2000标准，只是欧盟监管垃圾焚烧厂的最低执行标准。事实上，从烟气排放来说，采用蓝色焚烧标准、日处理量10000吨焚烧厂的二噁英排放总量，与采用欧盟2000标准、日处理量1000吨焚烧厂的二噁英排放总量相等。焚烧总量的增加，最终抵消了蓝色焚烧的环保效益。

再者，我国垃圾管理较为混乱，工业垃圾等其他垃圾时常混入生活垃圾一起焚烧，使垃圾的组分复杂多变，也给蓝色焚烧带来严峻的挑战。

焚烧是高耗能的技术路线，那低耗能的技术路线是不是更值得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