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又调控房价了。或许有人认为这不是什么新闻，今年以来一线城市和热点二线城市频频发布房产限购、限贷政策，就上海而言，这已经是今年第三次，距离10月初出台“沪六条”不过月余。

但这一次却又有所不同，主要是目前房价已不再“过热”。国家统计局11月18日发布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10月份，70城房价较9月涨幅明显回落，北京、天津、上海、厦门和郑州5个城市新建商品房价格甚至由升转降。成交量方面，在调控政策影响下，10月份以来环比大幅下降。

11月28日晚，上海发布加码版限贷政策，将首套房首付提高至35%，二套房认房又认贷，自29日起执行。同时，天津也提高首付的调控政策。而在此前不久，北京、深圳等城市已出台930新政，北京的930新政与此次上海限贷政策大抵相同。

之所以要在大城市房价已开始降温的基础上，仍然出台如此严厉的限贷政策，甚至不惜打压大城市首套和置换的刚需购房者。原因主要不在于中国房贷风险有多大，根据统计数据，虽然近几个月房贷占新增贷款比例过高，但总体而言风险可控。而是在大城市房价过热引发的负面效应已成共识的背景下，国家层面决定出手打压，并彻底解决好中国经济对于房地产的依赖。

换言之，国家此番出手调控房价，不在于房地产市场本身风险有多大，而是鉴于大城市房价过热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让中国经济不再依赖房地产。

目前而言，中国经济对于房地产行业的依赖，已达到相当程度，继续寻求以房地产拉动经济，效果可能大不如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房地产行业对今年前三季度月GDP增长贡献了8%。而事实上，这仅仅只是房地产行业本身，房地产最为重要的特点就是整条产业链的拉动能力，根据中银国际分析师测算，前三季度房地产产业链占GDP比重可能高达20%。相比于发达国家，房地产在中国经济的占比不可谓不高，以美国为例，房地产行业为GDP增长第一贡献大户，占比为11%。

就房地产业本身来说，中国早已不缺房子，2010年住房普查的时候，城镇居民拥有住房比例基本上达到了1：1，此轮房价上涨，除了一线城市一定程度上由需求推动外，多数非一线城市乃投资推动。以杭州为例，由于此前住房的大量供应，杭州早已不缺房子，但在大城市房价上涨带动下，不少原本在杭州没有住房需求的外地购房者，也闻风而来，购买力的增加引发房价上涨，随之限购;成都更是一度传出浙江炒房客一次性购买60套的消息。也就是说，这些城市原本就没有上涨的动力，只是在其他城市的带动之下，投资客涌入而上涨。

或者说，房地产已金融资本化，房子也超越了居住属性。这种情况的发生固然有种种原因，但弊大于利显而易见，负面影响也正在逐步显现。

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尚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际，大城市房价暴涨的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房价过热弊大于利已成共识。

一方面，是高房价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华为不少部门迁出深圳、昆山制造业企业主慨叹高房价成本最终转嫁给企业均是其例。数据上看，以上海为例，上半年全市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4344.70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4%，而上年同期为增长0.1%。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3279.82亿元，下降7.4%，降幅同比扩大4.1个百分点。此外，规模以上服务业利润整体亦下跌不少。这点在厦门、苏州等上半年房价火热的二线城市亦有体现。

另一方面，高房价已成为年轻人进入大城市的主要门槛。综合各方统计数据，深圳目前住宅均价大致在5万元/平左右，一套70平左右的房产大致需要350万元，以目前白领阶层月薪8000左右的收入计算，年轻人如果没有父母的大力资助，数年之内很难置业，而这在另外两个一线城市北京、上海雷同。毋庸置疑，持续的人口净流入，尤其是高素质年轻人的净流入，是一座城市发展最重要的因素，现如今，高房价却成了“拦路虎”。

此外，房价上涨引发民众争先购房，也抑制了居民的消费需求，而在出口、投资纷纷下滑时，消费无疑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目前对于GDP的贡献已达七成。

总之，房价上涨，带来的仅仅是房地产行业对于GDP在数字上的贡献，但失去的，将是中国经济转型的良好契机，以及让中国社会阶层对流因为高房价而加速固化。因此，当大城市房价过热的利弊天平已完全倾斜时，国家出手对房地产“挥泪斩马谡”，让中国经济脱离对房地产的依赖，绝对是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