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后发优势的中国金融界，可根据国情把新兴金融机构纳入立法范畴；我们要吸取美国的教训，防止发生类似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

9月15日，全球最大投行之一、全球十大外汇交易商之首——德意志银行因销售“有毒”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面临美国司法部的调查，向其索赔140亿美元的和解金额。而早在2012年7月，巴莱银行被指控参与操纵LIBOR（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致使丑闻被揭发，且背后至少有12家银行参与调查，包括花旗集团、瑞士银行、汇丰银行、摩根大通等赫赫有名的世界级金融财团。

其实，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比欧美其他国家都要来得多，可危机却源于美国，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事实上，首要原因恰恰在监管重复：美国银行业受制于很多监管机构，包括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货币监理署等，以及作为州政府一级的监管机构，造成多重监管标准和金融机构之间不平等竞争。

其次出在监管疏漏。不受约束的各类衍生品交易者（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及规模庞大的场外交易，都游离于监管之外。而这要“归功”于克林顿签署的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法律——银行、证券和保险业之间，不允许商业银行以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从事证券和保险业务在内的金融服务，意在保护大众利益。

但这一法律阻碍了华尔街的生财之道，自法律生效以来华尔街从来没有停止搬掉这一障碍的行动。直到1998年，因花旗银行（商业银行）与旅行者集团（保险公司）期望合并成为了导火线。

那时华尔街投行疯狂扩大交易风险，利用“资产负债表外”融资这一媒介，以发放贷款缔造虚拟的金融资产作为担保，据此借贷更多款项，再缔造更多的虚拟资产，来购买证券或不动产。而商业银行哪能眼睁睁看着华尔街投行大把赚快钱，堵住自己的财源。于是1997年，美国财政部长鲁宾，推动破坏了这道防火墙，美其名曰“金融体制改革”。至1999年11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而《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终被废除。从此衍生物在华尔街畅通无阻。

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在救助市场的同时，积极筹备了一系列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历经一年多的艰辛，2010年7月21日，奥巴马总统终于签署被称为数十年来最严厉、厚达2300页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个人消费者保护法案》。这一法案成为奥巴马的一项重大政治胜利而被载入史册。金钱和政治永远同步而行。

值得注意的是，今后当其他国家的金融监管没有美国那么严厉，或竞争力超过美国银行业的时候，华尔街很可能会运用其资源到国会大力游说，以废除不利于他们的法规。推翻《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就是明证。

因此，具有后发优势的中国金融界，可根据我们自己的国情，把新兴金融机构纳入立法范畴，强化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比如虽然中国银行业目前暂时不存在混业经营带来的困扰，但美国是前车之鉴，我们要吸取教训，防止发生类似美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