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货币政策空间狭小，且边际效应递减，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增长已成共识。若从赤字规模和赤字率来看，当下中国的财政政策不可谓不积极，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较高的财政收支增速差尚未迎来经济回暖。

华创宏观牛播坤团队在报告中指出，偏重基建投资的支出结构进一步抑制了财政的宽松效应，且宏观税负仍处于高位，财政政策难言积极。

“随着基建投资的高速增长和资本存量的快速积累，基建投资已进入一个瓶颈期：传统的“铁公基”至少在东部地区已有趋于饱和的迹象；而海绵城市等基建短板投入较大且无回报，尚未形成可行的商业模式。

其实，积极财政不唯有基建。报告梳理上世纪90年代的积极财政政策发现，从支出投向看，不仅是在基础设施领域打破瓶颈，更加注重对人、技术等长期资本和要素的投入，构建社会安全网，与改革形成合力。

那么，在供给侧改革的语境下，政府杠杆应加在哪儿呢？

报告认为，财税改革自身就是结构改革的重点，随着营改增重塑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应尽快启动中央和地方事权财权更大程度调整。积极财政政策应着眼于为当前的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从需求管理更多转向长期供给要素投入。via华创证券：

适度需求管理在托底经济、以时间换空间中应关注效率改进

传统的铁公基领域带动效应下降，且空间有限，应避免撒胡椒面式广撒网的财政资金投入，集中投入到地下管廊等几类重点工程，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更多分担户籍改革、国企改革的成本

户籍改革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是，农民工市民化背后配套的教育、医疗、养老成本分担机制尚未形成。劳动力是可流动的，且户籍改革会释放更长期的人口红利，具有明显的外部性，中央财政理应在当中承担更大支出责任。同样，国企僵尸企业处置的核心是出清成本如何在企业、员工、银行、政府之间分担。目前一些过剩产能淘汰的核心矛盾是中央奖补资金不足以覆盖人员安置成本。中央财政应在人员安置、再就业培训上应给予更大投入。

减税降费，激发企业活力

中央已出台一系列措施以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但从宏观税负来看依旧处于高位。目前减税政策主要限于营改增，预计年减税额 5000 亿，但在总量减税的同时还应注重结构化效应，避免部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税负不减反增。另外，还应进一步清理非税收费用，以削弱非税收收入从严征收对减税的对冲作用。

加大教育科技关键要素的长期投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资本、劳动和技术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源泉，随着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正逐渐退去，投资和出口导向的既有发展模式也难以为继，未来将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带来的内生增长。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教育科技投入不足是制约当前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主要原因，需加大教育科技等关键要素的长期投入，并着力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