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星火力发电网讯:8月11日，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发布通知，将进一步清理、规范已核准电力项目的报建审批工作，推进简政放权，切实维护电力项目建设秩序。

通知明确规定，清理规范报建审批事项，明确电力项目开工标志，切实维护电力建设秩序，协调指导和规范煤电开工建设，加强开工建设专项检查，严肃处理违规建设行为等。

此前，国家能源局接连下发了三份控制煤电不合理发展速度的文件。国家能源局局长努尔˙白克力在电视电话会上指出，近年来我国煤电装机规模快速增加，煤电产能过剩潜在风险逐步显现。预计今年新增装机规模将超5000万千瓦。如果按这样的发展态势，未来几年，我国煤电行业将会变成现在的钢铁和煤炭行业。

由此可见，自2014年起持续走低的火电设备平均运行小时数与“井喷式”增长的煤电装机容量间的冲突已经引发了能源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业内普遍认为，如果再延续2015年煤电发展的态势而不加以控制，在“十三五”期间煤电行业产能过剩就会如同如今的钢铁行业和煤炭行业一般。以上政策的接连发布，从时间的密集度更是凸显出政策的时效性和重要性。

煤电的发展规划需要考虑哪些因素?“急刹车”之后对煤电去产能有何影响?近日，在能源基金会和无所不能联合主办的煤电去产能研讨会上，来自国家部委、能源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能源专家各抒己见，为煤电去产能“开药方”。

经济环保投资一个不能少

《关于促进我国煤电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取消一批不具备核准条件的煤电项目，取消2012年及以前纳入规划的未核准煤电项目，相应规模滚入当地未来电力电量平衡，待2018年后结合电力供需情况再逐步安排;缓核、缓建一批电力盈余省份的煤电项目，除民生热电项目外的自用煤电项目，尚未开工建设的，2017年前应暂缓开工建设;正在建设的，适当调整建设工期，把握好投产节奏。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王志轩认为，用停止性的手段去关多少、减多少，会造成一定的问题。

“从煤电规划角度，不要过多关注数量。将十五十一五十二五的规划与最终成果做比较，严格来讲是有差距的。”王志轩从中得出结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规划的思路和方法都要发生大的变化，要在规划中体现发展的理念、发展的机制。“新能源加入后，同样一个单位数量、装机数量和过去的概念不一样，即使3亿千瓦还是5亿千瓦，没有多大意义，实际上也不是硬性约束。”

那么能源发展规划到底需要考量哪些因素?王志轩提出，最基本的目标是保障能源安全稳定的供应，基础要素是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其约束条件是绿色环保。“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来确定煤电的规划。现在提到2020年、2030年的目标，是根据目前的情况为基础进行的预测。而目前国家处在转型、调结构的阶段，是过渡阶段，因此不能完全以此为基础。要做大量的工作关注常态化后真正是什么情况，要和发展实际相结合。”

关于“十三五”能源规划中环保因素所占的比重，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在研讨会上指出，从煤电角度考虑环保规划问题，主要有三大因素。“一是市场供大于需，需要停建或者缓建;二是煤电有没有竞争力;三是环保要求煤电退出机制。”王金南认为，环保要求煤电退出机制不是能源规划中最重要的因素，甚至有“拿着环保大刀去吓唬”的嫌疑，但诸如长三角、珠三角等大气污染比较严重、人口相对密集的地区，环保因素需要重点考虑。

华电科研总院谷吉林关于煤电在环保中的影响持相似观点，他表示，雾霾的成因中，真正由火电带来的影响比例很小，“我国火电行业环保标准非常严、电力行业环保措施非常到位、环保保护污染物排放量已很少了，可以称之为清洁燃烧。” 据中国环境标准网提供的数据显示，国家环保标准排放限值要求二氧化硫每平方米排放不超过35毫克，烟尘达到5-10毫克，氮氧化物不超过50毫克。

此外，谷吉林认为能源规划中还应考虑到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因素。“中国是大国，同时有发达和不发达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有些城市需要新的供热热源，需要建设热电厂以热电联产方式解决，还有一些煤矸石、劣质煤很难利用，需要建设循环流化床锅炉电厂，这应是规划中应该考虑的问题。”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齐晔认为，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速度及投资状况也应该被列入煤电发展的规划当中。

数据显示，中国在2009年取代美国，成为清洁能源的最大投资国，但在奥巴马政府实行补贴政策后，中国于2011年失去领先地位。2013年，中国再次超过美国，重新成为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2015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达286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占到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三分之一。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十二五”末，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到4.8亿千瓦左右，占全球总量的24%，新增装机占全球增量的42%。中国已成为世界利用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

“急刹车”效果有待观察

国家能源局下发“三道文”之后，煤电反而出现反弹。

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2016年第一季度火电新增装机17.46吉瓦，其中煤电13.63吉瓦，创近些年同期新高，局部地区火电装机过快增长、过剩压力进一步加剧。

华能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赵勇认为，煤电企业之所以选择在行业产能过剩与频发调控政策的情况下，依然开工建设了数量庞大的煤电项目，可能与在2015年低煤价、高上网电价的环境下煤电项目的高利润有关系。由于外部条件的变化，赵勇认为，新投产的煤电机组再也无法具备如同2015年一般的高盈利水平。

“政策如果不是那么急刹车，也许效果反而更好。”赵勇解释，“每个开过车的人都知道急刹车是什么情况，肯定是往前冲，踩得越死冲得越猛。因此，政策的出台节奏和力度把握上有值得调整或者优化的空间。我个人更期待让市场的机制和反应能够在煤电优化发展方面起到基本的作用。”

被称为“数据女王”的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展规划部副主任薛静分析了上半年装机数据较高的原因，首先是随着大气污染排放的治理，东部地区工商业和居民供热燃煤锅炉逐步淘汰，以热电联产机组替代形成新增装机;其次是我国批准建设12条特高压西电东送、北电南送输电线路，需要把西部配套煤电基地建设起来，它是煤电尚需要作为主力电源的地区结构调整重要措施;最后是随着电力市场的改革，投资多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新增火电中一部分是气电，新增气电是符合产业政策的。

薛静建议运用电能替代和电动汽车来拉动电力消费增长点，居民生活和工业用能的电能替代通过峰谷差价格调节来活跃消费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