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行混改时，就有很多声音质疑我们侵吞国有资产，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尽管后来我们企业的混改很成功，还是有人给我们扣这样的帽子。”在一家被称为“混改样本”的企业采访时，企业负责人私底下跟记者说。

通过机制改革，最大化激发企业家精神和市场活力，一直是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目标。然而，《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在采访中听到多位企业家反映，混改面临三重束缚，导致企业家被捆住手脚，难以充分发挥活力：大量国资流失风险点和制度死角存在，导致混改面临较大风险，企业管理者担心被舆论秋后算账，被扣上“国资流失”“侵吞国资”等帽子；混改企业面临党管干部和市场选人用人的矛盾；员工持股改革遭遇法律障碍，相关法律配套滞后，导致员工持股难以操作。

产权束缚： “制度死角”令改革者顾虑重重

一位受访企业家对记者说：“即使企业混改总体成功，国有资产没有被贱卖，但难免百密一疏，万一舆论秋后算账，企业负责人始终要被责怪和质疑，出于安全考虑，不如做个太平官，最终受伤的还是企业。”

中部地区一位企业家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在上一轮国企改革中，个别企业操作不规范，造成部分国有资产流失，遭到舆论诟病。近年来，也有一些企业打着混改的幌子行利益输送之实，进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有历史与现实双重背景，舆论对混改存在质疑在所难免。

产权问题是混改的核心问题，又是避免不了的敏感问题。无论是引入民营资本，还是允许员工持股，只要存在暗箱操作、利益输送，进而造成国资流失的“制度死角”，就难以避免受到外界质疑。

冷水江钢铁集团董事长陈代富认为，部分地区仍然存在国有资产底数不清，国有资产评估缺乏科学合理方法，国企品牌和声誉等无形资产价值难以估价，资产评估过程不够规范，基层产权交易市场不发达导致竞价机制不科学等问题，这些都是导致国资流失的风险点。

多位受访企业负责人认为，目前市场规则日趋规范，大规模的交易性流失可以避免，但只要上述风险点不去除，始终就存在制度死角，难以避免国资流失。这些风险点，于心术不正者，会导致漏洞被利用，国资被侵吞；于有志于做事业的企业家，也会顾虑重重，难以下定改革决心，难以放开手脚，甚至为了求稳，维持现状，错过改革机遇。

一位企业负责人称，2003年中央提出对科技类等企业积极推进经营者和技术人员持股，但多年来并无多大进展。他指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目前的机制下，员工持股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入个人腰包，社会舆论对此非常质疑和担忧，企业不愿成为舆论靶子，宁可求稳不变。

用人束缚：

董事会与党委会协调仍待探索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表示，用人机制的改革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但是，如何协调党管干部原则和市场选人用人之间的矛盾，目前还没有很好地解决。

明确“党管干部”的国企，坚持市场选人用人的民企，二者通过混改“联姻”后，怎么处理选人用人问题？成为多数企业家在混改中的又一重困惑。

有企业家指出，董事会理论上是一家公司最高治理机构，但部分国企的董事会地位长期分量不足、权责不明，尤其是在高管人员的任用上，董事会话语权不够，难以体现市场选择。

沱牌舍得集团是四川省酒类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第一宗成功案例。该集团一位负责人表示，沱牌最大的弊病在于经营不灵活，内部管理行政色彩浓厚，高管由地方政府任命，享受行政级别待遇。有专家认为，沱牌应该通过此次混改，改革这种体制，注入新的管理理念、新的管理体制。

但是这一改革过程非常艰难。某国有企业一位负责人说，国资委控股的企业在干部的选聘、高管的管理等问题上，组织部门之前都有着非常明确的管理规则，领导都是组织任命产生，管理人员都有行政级别，而股权多元化后，哪些管理规则是适用的，哪些是不适用的，目前并不明确，改革之路艰难。

中国建材集团总经理曹江林曾表示，必须妥善解决混改企业用人问题，否则，即使进行了混改，也出现权责不分、效率低下，导致企业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湖南一家民企负责人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如果选人用人还是政企不分，恐怕现代企业制度只能是空中楼阁。”

此外，高管层的薪酬到底按体制内待遇还是按市场规则，也是混改企业面临的难题。有学者认为，多数地方国资委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总额是限制的，实际上对竞争性国有企业来说，这也是不合理的，对竞争性国有企业的高管报酬，应该由董事会来确定，这样才能形成激励机制。

向松祚认为，实施混改后的企业，到底如何协调党管干部和市场选人用人之间的矛盾，这一层面需要国家来做出探索。“说得通俗点，就是董事会与党委会的协调需要在中央层面进行进一步探索，不然的话，政企难分，束缚太多，企业家身上的活力难以激发。”

股权激励束缚：

员工持股面临法律桎梏

不少企业家指出，我国仍然存在多方面的制度保障缺口，企业员工持股缺少法律依据，员工的角色转换没有充分的法律支持。他们建议，必须修改现行公司法、证券法等法规，对员工持股进行立法规范。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最新一轮国企改革从顶层设计层面确认了允许员工持股的改革方向，意味着自上世纪80年代在我国几经兴起、屡被叫停的“员工持股”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多位企业家认为，在经济下行、国企改革艰难的背景下，员工持股有特殊的意义，有利于减少改革阻力、吸引和留住人才、增加对员工的激励。近年来，一些省份还针对员工持股提出专门方案，支持经营管理者、核心技术人员和业务骨干通过技术入股、增量奖股、期股期权等方式持股。

针对我国目前仍然存在的制度缺口，多位受访企业家建议，修改现行公司法、证券法等法规，对员工持股进行立法规范。

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耿洪臣认为，根据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不得超过50人、股份公司的股东人数未经证监会批准不得超过200人，这就对参与人数众多的职工持股计划构成了法律上的障碍。

湖南临武舜华鸭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建文表示，必须对现行公司法进行修改，扩大股东人数，或解除公司法中对股东人数的限制，才能完善混合所有制经济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针对“职工持股会”等现有员工持股形式缺少统一的法律保护问题，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汪南东说，受公司法等规定的限制，许多企业不得不采取职工持股会、工会持股等形式，来实现员工持股，但很多企业并没有明确职工持股会的法律定位，发生纠纷后职工持股的权益得不到保护，应当修改完善公司法，明确职工持股会的法律地位。

此外，胡建文告诉记者，按照证监会相关规定，职工持股会不得作为上市公司股东，证监会也不受理工会作为股东或发起人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这类企业在进行IPO时，这个问题成为上市的法律障碍，企业难以获得上市资格，发展壮大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