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并不缺少资金，连美林时钟都被玩成了电风扇，股市、债市、楼市、商品轮番上涨，农产业也一度成为宠儿，却鲜少有大量资金愿意投向实体，投向三农和小微企业。

这两年央行不断通过各种定向手段欲将资金引入这些领域，但效果并不明显。

资金当然有逐利性，农业金融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中国小规模的农业不太可能指望大金融服务，归根到底还是要解决农业的生产方式问题。

农业的尴尬现实

我国一些主要农产品存在结构性问题。粮、棉、油、糖、肉、奶以及甚至牧草、羊毛、天然橡胶、木材等等这样一批重要的农产品，没有一样不进口，没有一样自己生产同类产品的农产品的价格不高于国际市场，这是我国面临的严重挑战。

由此造成的尴尬局面是，国产粮食进仓库，进口粮食上市场。以玉米为例，国家在东北收购玉米的价格远高于进口玉米的完税价格，导致玉米库存激增。

在国内价格缺少竞争优势的情况下，农业的经营效益依然不高。据统计，去年农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422元，大体上农民的收入结构中40%来自于家庭收入，40%来自外出务工，还有17%左右是来自于转移性收入，最后2%来自财政收入。

农民家庭收入只占整个收入的40%，仅4000多元，这里面还要扣除林业、家庭手工业、家庭服务业等等，算下来农民真正从土地经营上获得的收入大概只有3000多元。相较而言农民外出务工一个月的收入就有3000元。两相权衡，农业的长期从业人数堪忧。

我国农业经营规模受限

我国农业的这种尴尬状况，与农业经营规模上不去有关。

据统计，中国目前的城镇化增长构成中只有16%是自然增长，其他部分都是机械增长，即通过迁移实现。其中真正起到城乡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由农民工贡献的城市化增长为26%。

随着我国16-19岁农村人口（也是新增进城农民工的主力）出现负增长，农民工的这部分贡献不可能持续。虽然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但是总的来看，农村土地的经营规模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下图显示的是我国第一次农业普查时的数据，当时我国土地经营的平均规模是0.67公顷，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小于2公顷的农场经营规模定义为“小土地所有者”，所以我国的农场经营规模大约只占“小土地所有者”定义的1/3。印度、日本的平均规模也较小，但我国的规模只相当于它们的1/2，和欧美国家、拉美地区和非洲地区的差距更大。

近年来，我国农村土地开始实现可流转，流转涉及的承包地和农户比例皆超1/4，但土地经营规模似乎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仍然处在规模超小的状态，不能满足现代化生产方式的要求。

相关数据显示，我们是以28%的涉农贷款（银行统计数据）和19%的劳动力（统计局数据是29%），创造了不到10%的农业增加值。劳动力出现转移，就必然要求用资本去替代劳动，但在土地经营规模上不去的情况下，资本劳动比例提高太快，就会出现资本毛利率递减的现象。

金融支持农业为什么效率低？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认为，以目前农业小规模经营的现实来看，很难期望以金融实质性支持小农，这是全世界范围内（低效率农业国家）决策者和研究者孜孜以求的无解命题。甚至有观点不现实地希望央行在宏观调控上区别对待，对农业要实行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短期看来这种政策是定向调控，但是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根本原则并不一致，所以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形成足够的激励兼容机制。期冀商业金融履行非商业化职能也是如此，比如商业银行成立三农事业部，本身并不能解决服务农业的问题，摆脱不了以往政策银行面临的同样难题。

发展小额信贷是一种探索。小额信贷产生于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但是几十年来，这些国家还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小额信贷仅仅是流于良好愿望和未成现实的理念。甚至有文献认为，小额信贷在拉美导致过早的“去工业化”，因而是自下而上地毁灭了整个拉美经济。不管这种说法是否成立，总之，小规模的农业想指望大金融服务是不可能的，归根到底还是要解决农业的生产方式问题。

当前农业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对群众做一些增增减减的调节就能解决问题，而是必须从农业的内生动力方面，从科技进步、体制创新方面找到新的出路，才能使得中国农业在未来的发展中有活力，能够让从事农业的人有更好的收入，能够让农业在国际上有相当的竞争力。我们必须恢复市场机制在农产品定价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价格的引领，使得农业生产的结构能够逐步的聚向于合力。

此外，还要加大农业科技进步的力量，让我们的生产过程中科技含量更高。中国农业规模经济的空间肯定是存在的，我们需要挖掘这个潜力，尽可能在大的规模的前提下，探讨金融为农业服务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