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释放数字产业生产力，是近年来产业、行业、学界关注的重点。数字经济具有不同于以往经济形态的属性，数据要素、定价、确权、交易、安全以及算法监督等议题仍无定论，需要各界探讨。

近日，由中国计算机学会(CCF)联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发起成立的“CCF中国数字经济50人论坛”在北京市举行启动仪式暨首届数字经济研讨会。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共同探讨数字经济发展方向和产业应用。其一致认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可观，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需要夯实数字底座，促进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从制度法规、标准规范、应用实践等来构建数据治理体系。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指出，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8.6%，保持9.7%的高位增长速度，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

“数字经济成为全球各国经济中愈加重要的经济形态，成为产业、经济甚至国家竞争力比拼的重要方面，更成为当前阶段各国摆脱疫情困扰和重整经济的抓手。”CCF理事长、中科院院士梅宏指出。

数字经济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国家战略，“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均提出要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各地也陆续出台相关实施方案和行动计划，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的优势，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打造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

不过，与会专家也谈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比如，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远远不够，三大产业数字经济渗透率显著低于发达国家水平。2019年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前三的德国、英国、美国占比分别为63.7%、62.3%、61%，发达国家平均是51%，而我们中国数字经济占比大概是36.2%。

从科技公司的综合实力来看，全球市值TOP10榜单中，中国企业与美国企业也存在实力差距。

此外，蚂蚁集团研究院院长李振华指出，中国数字企业服务仍以国内为主，国际化程度较低，相较于美国大型数字企业国际业务占比重的情形，中国数字企业的国际化占比在低位徘徊。

数字经济结构也存在不平衡情况。李振华表示，中国数字经济中消费端发展迅速，这与庞大的人口基数带来的流量红利有关，但现在消费端用户增幅小于5%，流量红利几乎消失殆尽。而中国的产业端与欧美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阿里研究院副院长安筱鹏还提出，中国数字经济的供给能力在面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竞争仍显不足。“虽然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元宇宙等技术在源源不断出现，但是技术供给能力面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是远远不够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的《“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中，明确要求：建设泛在智联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建立高效利用的数据要素资源体系，构建释放数字生产力的创新发展体系，培育先进安全的数字产业体系，构建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体系等。这有利于夯实数字经济的技术底座，解决卡脖子问题。

数据权属难界定传统物权体系受冲击

数据要素具有获得的非竞争性、使用的非排他性等不同于传统要素的属性，数字化转型对治理体系、法律框架等都带来了挑战。

“数字经济对法学的影响是颠覆性的。”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季卫东直陈，近代法律体系以绝对的所有权与自由的契约作为最主要基石，以物的权利作为现代法治基础。但是数字经济的本质在于信息，信息的本质在于流动性，这也意味着数据的权属关系很难界定清楚，对物权体系产生了重大冲击。

数字经济对传统经济交易模式也带来了影响。季卫东指出，数字经济活动的交易对象本质都是服务，包括以信息通信技术作为基础，在此基础设施之上的经济活动均以服务的形态呈现。但如果把服务作为交易形态，对现代法治范式影响颠覆性，法律的分析框架需要重新定位、组合。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国有也提出，应考虑数字产品市场是否具有和实体产品市场不同的经济机制问题。实体经济比较关注和测量货物和服务的销售额和市场份额。数字经济比较关注和测量数据的流量及其市场份额，比如直播流量、粉丝数量、点击量等通过估值、数据变现，实现价值。数据流量成了数字经济的关注点，需要与传统市场对比进行研究。

“数据交易市场机制设计，如定价、确权、交易等，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经济机理，以及数字技术贡献测度，数字经济对税制、社保与就业等影响，作为要素、资产和资源的数据采集使用，数据开放流动与数据依附的商业秘密保护兼顾，这些问题都亟待破解。”梅宏指出。

重点关注隐私保护、个人主体权利

数字化转型对每个人生活产生了影响，个人隐私、消费者权益等问题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浮现。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防科技大学教授王怀民指出，当下物理世界被数字化，人的行为被数字化也无可避免，因此最关键的是管理，形成一套社会的法律系统、道德系统，使得这些被数字化的信息不违反当事人意愿被使用。

季卫东提到，目前经济主要由数据来驱动的，电子形式存在的大数据被应用于用户画像、精准营销等，在产生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可能对个人隐私带来损害。

可以看到，目前全球约有128个国家、地区通过了数据和个人隐私保护相关法律，个人隐私保护成为全球数据保护领域关注重点。

此外，季卫东指出，数字全覆盖的现实环境下，虚拟和现实交错、万物互联互通，从治理的角度来看，社会的系统性风险大幅增加。因此数字经济时代，我们要面对防止系统性风险的问题。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王国豫认为，伦理应成为数字世界的基础设施，须被嵌入到经济、技术的每个环节，而伦理最核心的是要建立信任。信任包括两点，一是客体可信，也就是计算机、机器等要可信；第二点是提升作为主体的每一个人数字能力，包括消极的和积极的两个面向。消极的数字能力是指具备防范风险的能力，而积极的数字能力就是个体要参与到数字化建设的主动能力。

梅宏认为，面对数字化转型，要从制度法规、标准规范、应用实践、支撑技术来构建数据治理体系，确定数据的资产地位，建立相应的管理体制机制，积极鼓励共享开放，同时保护隐私安全。

上述《规划》的重点任务中也包括：构筑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社会治理体系，构建普惠便捷的数字民生保障体系，建立健全规范有序的数字化发展治理体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