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笼罩在一片阴云下，但中国经济却独树一帜，制造业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创新能力明显提升。

在最新发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我国工业企业有73家入围，比2012年增加28家。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和经费支出均比2012年翻了一番，有效发明专利申请数增长了两倍多。

“去年我国的财富五百强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多的国家。我国有很多全球技术领先的企业，特别是一些隐形冠军企业。因此，整体上中国经济仍然是向好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对本报记者表示。

同时，数据显示，2012年到202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由16.98万亿元增长到26.6万亿元，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占全球比重由22.5%上升到近30%。

“危机中孕育着机会，在艰难时日，总有优秀的企业和个人，理智思考，清醒面对，管好现金流，寻求趋势和变化带来的机会和突破。”在2021搜狐财经峰会上，搜狐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朝阳表示。

不过，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郑新立表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运行仍处于疫后恢复阶段，结构不断优化，但消费需求不足等堵点仍然存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扩大内需，需要解决内循环不畅的问题；要建立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发挥内需经济增长的强大拉动力。

“中国市场是巨大的，消费仍有很大的潜力。”华熙生物董事长兼CEO赵燕表示。

高端制造成增长主力

当前，高端制造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环节。

数据显示，高技术制造业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由9.4%提高到15.1%，装备制造业占比从28%提高到33.7%，技术改造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达到47.1%，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提高到20%左右。

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看来，近年来，金融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取得很大成效。比如，制造业贷款增速明显提升，贷款结构不断优化，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大幅增加。多层次资本市场助力提高制造业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为制造业实施创新驱动起到了有力支撑作用。

但在推动金融与制造业协同发展中仍面临不少困难，存在一些堵点。

比如，制造业投资动能不强，企业经营面临新问题新挑战，制造业仍处在转型升级的爬坡期，融资难问题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制造业的有效信贷需求不足，制约了金融作用的发挥。

“当前，制造业产能巨大与国内消费市场不适应，需要继续壮大国内消费市场，以扩大内需为战略支撑点，适应制造业规模经济效应和技术创新扩散效应的需要。”肖钢表示。

从制造业角度看，盈利水平偏低、资产负债率较高，资金周转较慢，表现在金融方面，制造业不良贷款率较高，加上传统类制造业占比较高，制造业分化趋势明显，一些中小企业内部治理不规范，信息不透明，影响了金融服务制造业的积极性。

从金融角度看，由于先进制造业具有科技含量高、专业性强、技术迭代快等特点，金融服务的机制、人才和手段都不适应，难以精准识别和评估先进技术、项目和企业，缺乏有效管理风险的能力。同时，在业务流程、尽职调查、风险控制、绩效考核和容错纠错办法等操作执行层面，也存在不相适应的问题，使基层机构和一线人员存在一定的畏难情绪。

不过，肖钢同时指出，既要看到制造业发展的困难，更要看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机遇。经济增速下行，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部分供应链受阻、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能源短缺、绿色低碳发展以及人民币汇率升值等因素，可以倒逼制造业增强国际竞争力。因此，研究推动金融与制造业协同发展，要着眼于促进我国制造业再上台阶。

“中国和中国企业未来竞争最重要的优势，不局限于较低资源成本的竞争，而是转向了创新和技术，因此变革升级与创新突破将成为未来几年的主基调。”伊利集团副总裁赵昕表示。

科技创新难题待解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看来，大变局的关键变量是新一轮科技革命。新科技革命正在重塑各国竞争力的消长和全球的竞争格局，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

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给当今社会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AI技术不断发展，机器人不仅已经可以替代生产线上的工人，甚至可以替代部分实验室科学家。国际空间站3D打印了太空人造肉，对整个农业也是潜在的巨大颠覆。

这些新兴科技能够给我们社会带来巨大的好处，但在应用过程中也蕴含着一些风险和挑战。对我国来说，产业链不稳、不强、不安全的问题迫在眉睫。

比如，我国科技原创能力不足，重大原始创新偏少；基础研究相对薄弱，2020年占RRD的比重仅为6%，与发达国家普遍20%左右的差距较大；此外，科技领军人才偏少。加上关键的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这些中间产品的能力较弱，以至于竞争力较弱。

“中国科技创新面临的新国际格局，中美科技竞争中美国的策略基本上是小院高墙加多边机制，包括卡脖子技术、护城河技术、安全风险技术、加速器技术，把壁垒建的更高更严、用精准的技术保护措施来防范中国。针对全球供应链网络，通过长臂管辖控制整个生态和生产系统。当前我国芯片方面受制于人就是这种打压的结果。”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表示。

王一鸣建议，当前，我国需要建构局部的优势、从终端产品的创新转向中间品的创新以及从集成创新转向原始创新。同时，通过强化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

“通过产业基础再造，来发挥龙头企业，带领中小企业产业链整体来努力，需要长期的积累来突破中间品的关键技术。比如说芯片，不是急就急得来的。十四五规划提出，基础研究占RRD比重提高到8%，现在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再努力，提高应用基础研究比例，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王一鸣表示。

在其中，政府需要给予更多支持。当前，一系列的政策在促进科技创新，如研发投入加计抵扣等。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已经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我们必须加强这种地位，我们要有选择的加强能力形成突破。在加强国际合作方面，国家也在基础研究方面提出发起重大科学工程，启动重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而且特别提到要设立全球科学研究基金，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到中国来，共同参与解决我们面临的基础科学和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问题。”薛澜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