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来自国内还是国外，我们总能在中国经济中看到科技革命的技术种子在大多数领域落地生根和繁荣成长。最初，这些技术种子的落地或许只是个案，但在四十年的时间跨度中，如此数量巨大的技术种子繁荣成长，说明这已是一种规律性的奇迹。

近几年，发达工业国开始思考自己的工业路线，他们认为工业制造环节与科技创新体系的分离造成了工业与科技创新两个维度创新能力的下降，而工业制造环节的回撤和工业本身的4.0化是改变当前局面的主要路径：发达国家以大学为代表的科技创新能力，能解决创新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先性问题，“全武行”式的高度智能生产装备将保证工业生产的全球成本竞争力。我们现在看到的全球贸易矛盾，是发达国家按照上述工业路径调整后所期望的潜在工业竞争力的虚拟应用，其真正的有效性还在验证之中。

把中国标识为全球制造能力的集聚地是国际共识，但中国在短短的四十年内两次成为工业变革的策源地是出乎全球想象的。

这就像当初全球误解了美国一样，认为是两次世界大战创造了美国的工业高原地位，其实两次世界大战只是缩短了美国登顶全球工业高原的时间，工业本身有它自身的规律。

最近四十年，全球工业大规模向中国转移的事实是存在的，但更重要的事实是，中国构建起了全球最齐全的工业门类，以及这些门类之后的科技创新体系，这是中国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需求中心、最低成本中心的基础和根源，也是我们每每看到全球最新的科技成果总是在中国率先大规模应用的原因。同时，这也是中国工业崛起被称为是一场工业革命的主因。中国工业建设不是造就了国家工业，而是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工业需求、成本、科技创新三大中心向中国的转移。

从工业史的角度看，这是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范围内最大规模的工业转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近四十年的工业革命是全球范围内最大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现代意义上的工业革命，发达国家工业制造环节的回撤实际是这次中国工业革命的尾流，他们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改变工业的分布形态而不能挪走位于中国的工业中心位置。

“向工业系统投放智能，用贸易措施保护市场”，当下的这些经济话语形式与十八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话语形式没有太大差别，且更加映衬出中国正在引发的新工业革命的耀眼亮度。自诞生以来，工业革命的梯度演化一直被限定在生产工具的强化上，也就是说，这种范式下的工业革命是发生在工业范畴内的工业工具的革命性迭代，而中国的工业革命则是把工业推向全社会，把以大学为中心的科技创新体系演化为包括它在内的全社会的大规模创新，工业制造系统成为大规模社会创新的伺服体系。

中国首开的这种全新工业革命正在高速交通、高速通信和大规模创新工业化三个维度上展开。

中国的高铁网络是下一代工业革命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没有和其他工业门类耦合的、孤立的交通系统。未来用经纬度去衡量空间的做法是非常落后的，而中国高铁网络压缩了实际的社会物理空间，就像照相机刚诞生时社会有了重组空间的工具一样，今天的中国高铁也在不停地重组经济空间。

高铁不只是向沿线地区注入了速度，更是注入了一种新的地理，它压缩了这种交通方式覆盖下所有人和物品的距离，而这些有形要素距离的压缩带来的不仅仅是物理反应，最重要的是这些要素的跨界反应，即所谓的要素核聚变反应。工业的根本不是制造，而是为什么制造和制造什么，所以说高速交通系统在中国更像是或者直接就是工业系统的前提。

对照起来看，新的通信系统就是虚拟世界的交通工具，它运载的是数据，同样是中国下一代工业革命的核心地带。目前全球围绕5G展开的争夺，不是简单的拘泥于芯片、软件以及众多通信装备等通信产业内的争夺，而是围绕生成下一代社会数字形态的时间窗口的争夺。

更高速度和更大数据量的通信能力与高速交通工具带给社会的原理是一样的，它改变的或者是它要重组的是数据的地理，也就是重新生产并重组数据地理地貌。5G是数据地理里程碑意义的转折点，以前的通信充其量只是人的信息的交互，而 5G让人类社会进入了泛通信的时代，人与物都将根据需要成为通信的主体。

通信将会构建出一个与人类生活的物理世界相对应的数字世界。在中国，这个数字世界是继高铁之后第二次彻底脱域的世界。高铁可以把整个中国放到几个小时以内，而新的通信工具则把完全脱域后的世界放置在八分之一秒内。

现在全球所有主导经济体竞争白热化的最大社会课题是：谁能在八分之一秒的通信时间内装填更多的通信内容。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涌现出大规模的数字零售平台不是偶然的，从更高的维度说，这就是通信脱域的结果，是超前布局新代际通信能力引发的产业聚变作用。5G技术在中国社会引发了大规模的脱域运动，这是全球最前卫和最大规模的脱域试验，其巨大的意义正在全球放大。

目前，全球舆论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了可以被确切衡量的经济要素，但由史到今，没有一场划时代的社会革命或者产业革命是在开始的时候被精确地测量到和测量过的，这些难以被衡量的东西才是引发社会形态变革或者是产业革命的真正动因。

当像中国这个全球最大工业国的人与物被最快的物理速度脱域，而人与物的数字形态被新的通信系统完全脱域之后，生产要素的组合创新方式几乎不再受到限制，全社会都将被完全推入到一个大规模的创新时代。

工业和大学以及类大学研究机构所结成的最大的社会创新联盟，从社会创新的主要和主导力量转变为社会创新的一部分，大规模的社会创新成为一种常态，如何解决创新的大规模工业化问题将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问题。当然，我们也要解决大规模创新的速度和效率问题。由此，中国的人口红利从低工资问题一下子跳转到世界级的更低创新成本问题上。其中，创新的低成本问题涵盖的不仅仅是人口的创新红利，还涵盖巨大数量的智能主体本身的创新。所以，这些都可以看成是衍生的人口创新红利。

率先大规模的综合脱域运动已经把中国工业送入到一个完全有别于现代工业的工业频段之中，支撑全球最大规模工业体系所需要的最大的需求中心、最低的成本中心和最强的科技创新中心三大中心的作用，在大规模社会创新方式的冲击之下已经难以维系。原来的这三大中心是在工业的大规模制造体系的支撑之下而存在的，现在“千人一面”的工业大规模制造体系正在被“一人一面”或者是“一人千面”的定制体系所取代，大规模制造体系下的需求、成本、科技创新三大中心都必须锚在大规模的社会创新上，这是发达国家工业体系单纯依靠工业装备革命所解决不了的。

在未来的工业形态下，需求、成本、科技创新都分别是大规模创新的一个向度而已，这是中国工业革命向世界贡献的新的工业意义，工业将成为大规模创新的隐喻。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当然也不缺乏能力去最大规模地拥抱全球任何时点和任何地点的科技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