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6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货币政策的度”分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从长期的改革和结构政策来看，中国从很多年前已经开始长期的结构性改革，从过去特别依赖出口转为特别强调内需。

他指出，中国已经加大了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刚开始的阶段。过去来说，中国太依赖于制造业，服务业相对薄弱，但在中国政府强烈豪宅增长服务业的情况下，近些年服务业已经占到中国GDP的一半以上，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从中短期关注的重点来看，周小川认为，在中国，从去年开始就在实行“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减少库存和债务杠杆率，减少企业的运行成本，去解决一些结构上的瓶颈问题。从全球来看，各国政策之所以从货币政策转向财政政策再转向结构改革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金融危机刚开始的时候，许多先进国家体的债务占GDP比重非常高，在2010年之后，一些欧盟国家还出现了主权债务问题，有很多国家政策制定者认为，财政政策的手段已经穷尽。在他看来，财政政策对结构性改革而言是很有帮助的，如果财政政策已经没有空间，结构性改革很难进行。他认为，未来人们会慢慢意识到，即便在财政上的指标不是很好，还是必须继续用财政手段和财政工具，之后会有某些国家，会再度开始强调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

他进一步阐述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鼓励各国政府使用财政政策，但是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财政政策空间，每个国家都要单独对此作出判断。对中国而言，中央政府的债务占GDP比重并不是很高，但中国是个很大的国家，需要思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省政府也可以自己借债，进行结构性改革、基础设施投资、城市化以及发展服务业等，因此需要去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调整猜拳实权，以及调整地方财政政策的限度。而不同的省份之间的财政指标都不同，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领域。

不过周小川指出，这未必意味着货币政策完全无法促进结构性改革。他认为，货币政策会调整总量的需求，而不是调整结构和行业。“我们可以有一些创意，去创造一些工具，鼓励或者支持某些行业。货币政策可以往前导入一些战略行业，可以帮助结构性改革。在中国，我们也希望制定一些政策鼓励农村地区的融资贷款、小企业的融资贷款，至于成效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