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最大的同志交友应用Blued（淡蓝网）又获得数千万元人民币融资，这让以聚焦LGBT（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的英文首字母缩写）人群的“粉红经济”引起关注。

中国有关机构对LGBT群体的消费情况调查始于2014年。在2014和2015年，除了由面向职场同志人群的非营利平台“同志商务”牵头做的《中国LGBT群体生活消费调查报告》外，另一家同志企业ZANK也牵头发布过这两个年度的《中国LGBT群体消费调查报告》。这些报告的调研人群取样和调查内容有一些差异，但立场和结论有不少共性，比如大多说明LGBT群体有较强的消费能力，呼吁企业和商家关注到该群体的特殊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为他们提供更多元、更周到的服务。

对于LGBT群体消费能力强这种观点，许多人是有疑问的。个人的消费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经济基础，一个在社会上普遍遭受歧视的少数群体，在经济收入上不可能具有优势，又怎么会有很强的消费力呢？不过仔细看报告就会发现，被调研的人群大多比较年轻，属于城市中产阶级，他们较少进入婚姻，更少生育子女，其消费带有较强的倾向性，比如会更多地购买高品质的智能手机和化妆品、护肤品等，这就使得他们在某个领域的消费比例可能超过同龄的异性恋群体。

LGBT的消费方式跟互联网有紧密关联，可能是因为该群体中存在较多的跨性别消费现象。由于网购不需要面对面，那些偏离传统性别规范的行为就不会遭受质疑。基于这样的背景，电子商务和互联网企业似乎也就顺理成章地对这个群体产生了兴趣，开始频频对其示意好感。例如2015年的情人节，淘宝就发起了赞助同志伴侣前往美国结婚的活动；而当当网的某张宣传海报也有同性恋元素，可惜没能通过审查而未在官方渠道被使用。

购物之外，LGBT的社交也严重依赖于互联网。同性恋的传统公共空间是公园、广场、茶园、浴室和舞厅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商业性公共空间如酒吧、桑拿和会所等出现并引领了一时风光。到21世纪，网络的兴起彻底改变了这个群体的社交模式，他们中使用互联网（包括移动互联网软件）进行社交的人越来越多。这也给创业者带来了难得的商机，一些为LGBT群体提供网络社交平台的企业如淡蓝网、ZANK、乐do、热拉等都在近年内顺利获得投资，迅速成长为行业领域中的佼佼者。

在许多人看来，粉红经济自有其积极意义，它极大地增强了LGBT群体的可见度，试图利用商业的力量来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在西方，通过消费来融入主流社会也曾是同性恋者争取社会认同的一个主要途径，但这一策略在后期越来越遭到来自社群内部的抵制。例如有人指出，同性恋身份已被成功物化成关于商品消费的一种生活方式，做一个同性恋就意味着要学习如何“正确”地进行消费。针对这样的现状，许多同性恋者喊出“我们在此，我们是同志，我们不要购物”等口号，要求回归政治议题，继续LGBT权益抗争运动。

2017全球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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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消费文化渐成主流，粉红经济作为一种商业时尚崭露头角时，它对LGBT群体的发展又意味着什么呢？眼下，一方面，中国政府对公益性尤其是维权性质的机构管控收紧，而另一方面，“粉红经济”则似乎不受限制，相关企业甚至有获得政府大奖的案例，对于在消费社会中处于弱势的LGBT人群来说，这真的是一条通往解放的坦途吗？ 事实上，“粉红经济”的积极意义被消费主义解构的威胁一直存在。一些希望吸引性少数者来进行消费的企业，本身并没有什么平权观念，也没有多少社会责任感，只有较为短视的商业目的，很容易急功近利，甚至倡导一些错误的理念。例如2016年上映的电影《奔爱》，就打着同性恋的标签来推销，实则并没有这方面的内容，所谓女女情感是两个女人与一个男人间的异性恋情感纠缠。这使得一些特意前去观影的女同性恋非常愤怒，在网上发起了“万名女同性恋抵制《奔爱》”的活动。

不过，中国内地“粉红经济”的发展对于公权力的压制而言仍然具有某种突破性的意义。西方左翼在谈到商业主义与同志运动关系时大多持批判态度，认为消费主义淡化了同志运动的政治意义，这在中国并不完全适用，因为“粉红经济”的崛起本身就是平权运动的成果之一，它也可能会进一步促进性少数者的权益。当然，这有赖于整个社会性别意识的提升和参与者的积极反思，在当下整个世界向右转的氛围中，这意味着要对未来有更坚定的信念，在逆境中能及时进行策略调整，并且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