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星售电网讯: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推进低碳发展，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2015年12月在巴黎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一致同意通过《巴黎协定》，为全球2020年后的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作出了安排。《巴黎协定》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树立了长远的目标，即确保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之内“付出努力”。2016年11月，《巴黎协定》正式生效，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掀开了一个新的篇章。世界各国都将在《巴黎协定》的约束和指引下，开展持续的温室气体减排工作。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低碳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在提交联合国的中国国家自主贡献（INDC）中提出：到2030年左右实现温室气体排放峰值，同时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在采取切实行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节能减排的同时，我国正在积极探索基于市场手段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机制。碳交易这个原本陌生的名词，正逐渐进入众人的视野。

碳交易：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市场机制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实质是一个环境外部性问题。所谓外部性，即个人（包括自然人

和法人）的经济活动对他人造成了影响，但没有将这部分影响计入市场交易的价格中。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分别指受外部性影响的社会成员福利增加和利益受损两种情形。气候变化问题正是由负外部性导致的，即在生产消费中，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变暖等一系列负面效应，但这一系列负面效应并没有体现在化石燃料及其他污染物排放的价格中。

为解决这一问题，经济学家主张将外部成本内部化，对温室气体排放权进行定价，以市场手段实现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目标。排放权定价机制存在两大分野：一是碳税，二是碳排放交易。

碳税基于“污染者付费”原则，通过向排放收费而使外部成本内部化，降低甚至消除温室气体排放的外部性。碳税给产业释放了持续清晰的价格信号，促使排放设施根据税费调整自身的生产规划，从而达到减排的目的。20世纪90年代起，挪威、瑞典等北欧国家开始征收全国性碳税，取得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从实践经验来看，尽管碳税降低了本国的排放量，但社会对碳税的接受程度较低，另外如何确定税率也是困扰各国政府的一大难题。

碳排放权交易相较于碳税则更加灵活，市场管理者设定一个区域内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后予以分解，并以碳排放权“配额”的形式发放给企业，由于企业的减排成本各异，因而可以通过配额交易获得碳减排成本最优化——减排成本相对较低的企业超量完成目标，并将多出来的配额出售赚取利润；减排成本较高的企业通过交易购买配额完成减排义务，降低了其减排成本。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使碳排放配额及碳减排指标成为一种稀缺资产和商品，可以被自由交易。

1992年5月9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该法律框架下，1997年12月在日本通过的《京都议定书》为工业发达国家设立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碳排放限制和碳减排目标，并确定了“灵活三机制”，即排放交易（ET）、联合履约（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催生了国际碳市场的兴起。2005年，欧盟正式启动了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该体系是目前全世界最大、最成功的碳市场。此后，瑞士、新西兰、美国部分州、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碳市场相继建立。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考虑引入碳交易机制。

随着《巴黎协定》的生效，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进入了崭新的阶段。为实现《巴黎协定》中承诺的减排目标，各国需进一步提升减排力度并丰富减排机制。其中，碳市场作为一项重要的市场化减排机制，正成为许多国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战略性选择。此外，《巴黎协定》第六条提出：“允许缔约方对碳排放的配额进行国际交易，以达到减排目标”，这为全球碳市场合作提供了依据。在各国推进碳市场建设的基础上，全球各碳市场有望实现相互链接，逐渐形成区域性碳市场乃至全球统一的碳市场，碳市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我国碳市场：从七个试点走向统一市场

我国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总排放量占到全球总量近30%，预计未来温室气体排放还将持续增长，减排形势非常严峻。随着减排工作的深入，传统以行政命令为主的减排方式逐渐显示出其局限性。通过市场机制促进节能降碳，平衡发展与减排之间的关系成为时势所趋。

2011年10月，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正式批准北京、上海、天津、湖北、广东、深圳、重庆7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截至2014年6月，7个试点的碳交易市场全面启动，纳入控排企业超过2000家，配额总量近12亿吨。我国碳交易试点在学习国际碳市场经验的基础上，开展了大量自主创新，积累了丰富的市场经验，为建设全国性的统一碳市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