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资“入局”商用航天产业

卫星航天事业原属于国防产业，但军用卫星只产生战略价值，极少产生商业价值。政府力推军民融合之后，中国航天产业逐渐出现商用的技术、产品、服务。目前80%的航天市场是商业航天，当前全世界拥有约8000颗在轨卫星，中国拥有约3.1%，位于第二梯队。在Space-X、Blue Orgin等公司的带动下，世界民营航天的崛起是大势所趋，国外科技巨头纷纷布局这一市场。正是看到这一趋势，中国航天奋起直追，从2014年起即提出鼓励各类社会资本投资中国卫星商用发射、应用领域。政策红利的加码下，国内科技巨头在这一领域依然缺席。但是，目前各个航天院所都在做企业化转型，大学和科研单位也储备了一批人才，中国航天工业依然潜力无限。

国家推出的政策利好，继续刺激着商业航天的兴奋神经。

12月27日，国务院发布《2016中国的航天》白皮书。与上一版本、5年前发布的《2011中国的航天》不同的是，民间资本、民营企业在该版白皮书中有了更清晰、更突出的角色定位。在继续明确“健全完善航天多元化投入体系”基础上强调，进一步完善准入和退出机制，建立航天投资项目清单管理制度，鼓励引导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有序参与航天科研生产、空间基础设施建设、空间信息产品服务、卫星运营等航天活动，发展商业航天。

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吴艳华表示，商业航天空前力度推进，是2016年以来的世界航天日益呈现新的热点。

美国航天基金会发布的《航天报告》显示，2015年，全球航天经济总量达3353亿美元，其中商业航天活动占比76%，总计2460亿美元。而商业航天领域每投入1美元，可带来7至14美元的回报。据此推算，全球航天产业每年可带动产生数万亿美元的收入。

多位业内受访者表示，随着国家政策的进一步开放，民间资本、民营企业将有更多机会进入商业航天领域。但与此同时，商业航天毕竟是高技术、高资本门槛的领域，企业必须要充分考虑自身的技术储备以及市场需求。

“民间队”破局

从政策倾向看，商业航天或将进入更深层次“拥抱”多元化资本的轨道。航天产业商业化在中国处于起步阶段，远远未形成“面”上乃至不同企业连成“线”的产业集聚。但在即将过去的2016年，依靠多家商业化运作平台、多个明星创业项目的全新设立，中国商业航天完成了初步的“散点突破”。

2016年的这股商业航天投资热潮中，中国航天以往唯“国企”独尊的局面正在被打破：一方面，“国家队”航天科工集团和航天科技集团先后成立商业化运作平台；另一方面，“民间队”伴随着多家企业、创业团队的入局而初现雏形，珠海上市公司欧比特是成熟型企业的代表，而零壹空间(One Space)、天仪研究院(Space TY)等创业项目亿元级别的A轮融资则印证着民间资本对“太空经济”的热衷向往。

对于中国版“Space X”们在2016年出现的原因，深圳光启研究院院长刘若鹏接受采访时认为， 2014年以来的系列政策，正在鼓励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参与航天事业。政策面被认为是直接导致2016年商业航天“小阳春”的关键因素。

2014年11月，国务院60号文即《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明确，“鼓励民间资本研制、发射和运营商业遥感卫星”； 2016年5月，国家发改委《关于实施制造业升级改造重大工程包》中，重点工程之一即为“商业航天产品发展工程”，包括商业遥感卫星、通信卫星及运载火箭的研制生产线。

在珠海欧比特集团副总经理武立忠看来，民营企业从事航天活动此前“活得并不容易”。原因一是因为航天领域以往由国有企业主导，民营企业切入产业链并不容易；二是以往在航天领域，政府部门对民营企业的审批和管控比国企“高很多”。

关注航天领域的粤科金融集团投资经理周勤勇表示，以往民间资本投资航天板块有个不易解决的问题：许多航天企业属于军工板块，有许多涉密的数据，并不会提供给股东之外的主体，而商业化运作的创投基金做尽调又需要企业提供数据，这种矛盾现象往往会使得生意谈砸了。但在政策的鼓动下，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例如，他跟踪的一家标的企业属于国企，此前并不愿“混改”上市，但近期这种念头已有松动。

新发布的白皮书显示出中国航天对民间资本开放的诚意。吴艳华表示，关于卫星的研制、核心配套产品的研制、应用、服务等各领域，都欢迎鼓励国际、国内各种资本投资。

从多城市规划到多场景突围

尽管被称作中国版“Space X”，但中国商业航天企业的应用领域远比主营火箭发射的Space X要宽得多。2016年，国内各大城市已经展开商业航天的“城市战争”，深圳、珠海、长沙、武汉、北京等城市，呈现出多点开花的局面。

深圳早在2014年就将航天纳入该市的“未来产业”规划。该市电子信息产业发达，当地企业已有为航天产业生产配套电子元器件的基础。因而，在深圳的航天航空产业规划中，商业航天的重点领域为发展航空电子、卫星导航、航空航天材料等领域；

而在深圳隔珠江口相望的珠海，上市企业欧比特则计划从遥感微纳卫星中收集数据，进行卫星大数据应用；

由珠三角向北，湖南省会长沙则在2016年明确“北斗之城”的定位，提出城市版的《加快北斗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年)》，并同时设立集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协同创新平台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

而武汉的侧重点则是商业火箭发射，其主导力量正是航天科工集团在当地注册的航天科工火箭技术公司，宣称要在未来5年打造年产值500亿元的新一代商业航天发射及应用产业链。

作为“航天系”国企和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等研究力量的所在地，北京更是在商业航天中迈出步伐。其代表企业是航天科技集团旗下的中国长征火箭有限公司以及明星创业公司One Space，其规划应用业务不仅涉及火箭发射、遥感、导航等传统领域，还包括太空旅行、低空轨道运输等“未来”业务。

白皮书规划的蓝图，正是在前述“多城规划”基础上的“多点突破”。白皮书显示，在未来5年，中国将在航天运输系统、空间基础设施、载人航天、深空探测、航天新技术试验、航天发射场、航天测控、空间应用、空间科学和空间环境等十大领域推出重点工程包。其中，空间基础设施包括商业航天常见的遥感、卫星通信广播和导航系统等三大应用；而空间应用则明确与地理信息测绘、“智慧城市”、“智慧交通”、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市场关注的热点相关。

在前述领域中，吴艳华明确指出民间资本能进入的三大重点：一是关于商业火箭，现在至少有不少于3家企业从事商业火箭的研究和推进工作，国有股份都是多元化的，尤其还有民营企业；二是关于卫星研制、设计、攻关以及关键的材料、单机，特别是卫星应用推广。

“至于大家关注的如商业发射场、商业测控等领域问题，我们都在深化论证，也是持开放支持的态度，这也是国际发展的趋势。”吴艳华表示。

周勤勇则认为，目前国内的商业航天还处于萌芽阶段，许多企业并没有完成必要的技术储备积累，研发攻关难度大。基于商业的逻辑，更好贴近市场需求的策略是聚焦航天技术的成果转化和行业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