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刻来了！

2016年12月9日，如通股份、易明医药、高争民爆3股在沪深交易所同时挂牌，A股上市公司突破3000家。从“老八股”到3000股，从“试验田”到“主战场”，从无人喝彩到应者云集，A股市场历经26年新陈代谢，如今已汇聚产业标杆与国人财富，不仅成为中国经济最佳的市场化资源配置总平台，而且在全球资本市场已举足轻重。

3000只上市A股，年产值近30万亿元，总市值逾52万亿元，这不仅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跨越，亦是中国经济全面进入资本时代的重要标志。

数往知来。站在这个历史时点上回望来路，中国A股市场的成长已然呈现三大历史阶段，每个阶段都独具时代特色，拂去惊涛骇浪般的牛熊轮转表象，一条中国经济创新转型的历史发展脉络隐然其中。

股市“抢跑”与市场经济

1990年12月19日，随着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的第一槌响起，新中国的证券市场悄然开启。当天，在上交所上市的股票8只。从“老八股”开始，到第一个千股，市场耗时十载；到第二个千股，又走了10年，第三个千股却只用了6年。

26年，3000只上市A股，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了怎样的非凡历程？

“这26年非常值得回忆和总结。”清华经管学院客座教授、清华控股旗下诺德基金董事长潘福祥如此慨叹。25年前，作为中国高校最早开设《证券投资学》的青年教师，潘福祥担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院长助理，投身A股市场进行教学实践，从此，与A股市场结下不解之缘。在潘福祥看来，从时间轴和上市A股数量千位数增长的节点来看，确实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进程有着鲜明的关联特征。

“回过头去看，在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从无到有的建立和深化过程中，资本市场在第一个10年处于抢跑状态。”潘福祥说。

之所以说是“抢跑”，从理论层面而言，表征为虚拟经济的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其宗旨是服务实体经济。换言之，证券交易须以商品经济为基础，以产权明晰为前提。从历史实践看，大机器工业时代对资本产生巨大需求，于是汇聚社会资本的股份制应运而生，股份发行和流通转让又呼唤出了配置社会资源的资本市场。上述两个层面都决定了资本市场应该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的高效率资源配置机制。但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仍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物价尚未放开，商品市场才刚露苗头，劳动力、土地、技术等要素市场也没有形成，然而中国资本市场却在此时呱呱落地，跌跌撞撞抢跑了。

现在回头看，这种先行先试无疑是可贵的创新改革，当时却争议很大。在新旧经济体制的剧烈摩擦和尖锐对抗的夹缝中“早产”的资本市场彼时无人喝彩。

“这就决定了在一开始，证券市场就是一个相互妥协和不断试错的产物，留下了先天不足的制度缺陷。所以根本不敢让大企业上市。”潘福祥回忆。

国企在中国资本市场因此“姗姗来迟”。在上交所“老八股”中，除真空电子作为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以“全国第一家成立的大型股份制国企”的身份上市外，其余均非国资正规军。比如，飞乐音响的改制主体是为解决职工子弟就业问题而成立的企业劳动服务公司（当时俗称“三产”）；延中实业的改制主体是上海市的一个街道生产小厂……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初期，这类企业的产品和生产资金大都不在计划内，需自找集资途径，而尚未市场化的银行体系无法为它们提供服务，从而决定了这些企业试图抓住其实自己并不懂的“股份制”，出发点只有一个：向社会融资。

“融资，是中国发展资本市场首要的功能。”朴易资本董事长尚志强如此表示，A股创立初期那几年属于中国探索股市融资功能的试点阶段，这不仅体现在企业属性上，而且从地域角度看，是先从上海、深圳两地企业试点，再逐步扩大到全国。

这是一块试验田。不管以什么方法衡量，这些公司都不涉及国计民生的主导行业，不影响国家经济命脉。代表经济成长的主要龙头不上市，市场只有“股价”没有“估值”。

偶然中有历史之必然。最终，这块试验田试出了一条中国经济现代化大道：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很好地结合，股份制改革可以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推动。于是，转折发生在1992年。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当年，全国各城市经批准建立了近400家股份制试点企业，使全国股份制企业达到3700多家。同时，国务院还批准9家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并到香港等地上市。

思想解放，池深鱼跃。数据显示，1992年，A股迎来37家新上市公司；1993年，又新增上市公司107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