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之后 中国怎么样实现好“金融实验室”的作用
随着20国集团(G20)峰会在杭州落幕，公众的注意力从西湖的美景和华丽的仪仗转移到各国金融当局将要制定和采取的政策与行动上。作为全球经济总量第二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参与全球金融秩序的制定和主导新的全球金融秩序之间还有漫长的道路。这一点是由中国的发展现状和历史决定的。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绩为鉴，此次G20峰会的中国遗产应该是为世界金融新秩序的出现提供一个“实验室”。
金融业是一个让普通老百姓感到遥不可及，但又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从中国的第一家政策性银行建立，到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成为一个不那么“邪恶”的词汇，再到中国银行业的系统性改革，股市的建立，金融衍生品的兴起，基金、理财产品的火爆，及至近一两年保险业的繁荣，互联网金融的兴起，金融业以其活跃的生态、涨跌的体量、前端业务的光鲜外表和坊间的无数流言，一再成为公众眼中充满矛盾的存在。在美国密歇根州的一个叫做卡拉马祖(Kalamazoo)的小城，唯一一条购物步行街的尽头有一个“手工啤酒交易所”(KalamazooBeerExchange)，这个酒吧里出售几百种当地手工啤酒品牌，其价格则按照顾客的“市场需求”上下浮动：喝某种啤酒的人多时，啤酒价格也会随之上涨；反之，则下降。这个小小的两层红砖房里还不时上演“崩盘”的戏码，届时，顾客能够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喝到各种啤酒。这家酒吧用“交易所”的噱头赚得了好生意，不同于股票交易所，它毕竟是一家酒吧。但与股市相同，市场供需关系决定了商品价格。这家酒吧火了之后，美国各地陆续出现了类似的商品交易所性质的商店和餐厅，而同样的好生意也在太平洋对面的印度陆续出现。它们之所以红火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它们不仅反映了当地民众对金融的基本认识，也给普通老百姓一个轻易了解金融市场逻辑的机会。与资本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商品市场、货币市场、衍生物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和银行间市场类似的，金融的逻辑虽然平易近人，其实践却充满了业内人士的“黑话”和专为排斥外行的各种行为规范和“约定俗成”。英国《卫报》为了向民众揭开伦敦金融城的神秘面纱，专门请来荷兰记者和社会学家JorisLuyendijk对金融城的从业者进行了长期的报道，在成书《与鲨共舞》(SwimmingwithSharks:MyJourneyintotheWorldofBankers)一书中，他用一个形象的譬喻描绘了人们对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的看法：坐飞机的时候，你看到窗外的机翼起火了，而空乘人员十分镇定地告诉你系上安全带，不必担心，这只是轻微的机械故障，一切尽在掌握；火越来越大，你要到机舱前部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空乘和乘警让你返回座位，并一再强调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你挣脱他们，闯到驾驶舱，开门才发现里面空无一人。这就是他在采访了200多位伦敦金融城的业内人士之后总结出的感受。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伯特·席勒说人类社会是金融社会。没有金融创新，当今世界的伟大发明都无法实现。对金融业的“高大上”幻想和“妖魔化”一样，都不是务实的态度。前伦敦市股票经纪人PhilipAugar在《贪婪商人》(TheGreedyMerchants)一书中写道，“金融行业真正的阴谋是寂静无声。”对投机倒把的负面印象让普通老百姓对金融业充满偏见，而对现代经济活动的不了解则让市场参与者充满迷信和盲从。比如，人们一直以来用作批评金融业投机行为的荷兰郁金香狂潮并不能简单归结为投机者炒作，更是因为监管当局此前对合约政策所做的修改导致郁金香买家无需以先期合约价格兑付，此举造成的漏洞被市场迅速抓住并带来大量套利行为，这才是比较全面的理解。没有基本的金融知识，对市场主导的最普通的融资行为都要抱着“非法集资”的警惕，这样的知识准备和心态准备对建设金融强国而言还差得远。最早帮助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建立金融市场的前美国财长亨利·鲍尔森在回忆录《与中国打交道》(DealingwithChina)一书中曾直言，“要是我们觉得中国政治体系将会变成和我们(美国)一样，或者中国政府会全盘接受已经运行半个多世纪的由美国主导的现有全球体系的话，我们就太天真了。但我们也应警惕，不要对中国领导人主导世界秩序的意图进行妖魔化。我们应该视他们为一群务实的人，他们希望……将他们的国家重新带回到本地区的领导位置并重回到世界舞台上。”在时任国家领导人的许可下，鲍尔森和他在高盛的同事以及其他国外金融机构的专业人士一起建立起中国的股市、帮助包括中国建设银行、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在内的国企巨头成功在港交所上市。近20年后，MSCI明晟连续第三年拒绝将中国A股纳入其新兴市场指数，务实地看待这件事，或许这正是给中国股市进一步成熟创造了一个契机。借着G20峰会的契机，国内很多人都在谈中国能够为世界各国贡献什么，我想中国可能的贡献有两个，一虚一实。理论的贡献就是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而具体的贡献则是作为某种新的全球金融秩序的试验场。本质而言，改革开放从无到有地创造了一个广泛的市场环境，惠及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这种巨大的制度变革是同时代举世罕有的，而其经验总结起来是开放的试错，在试的过程中不断修正，直到臻至理想的制度状态。具体而言，以现在中国金融市场的体量、基础设施和制度完善程度，故步自封的成本大于进一步改革的成本，而真改革的成本要远远低于假改革的成本。在当前全球金融的创新与监管之间的博弈中，如何遵循市场的逻辑、按照社会和商业的需要创造金融产品，如何依照社会利益制定金融规则，这是全球金融秩序的国别组成部分。金融稳定理事会制定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支持可持续跨境投资的开放全球金融秩序，而要实现这一点，制度建设是重中之重。在全球经济走低，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如何在保护主义抬头、产业库存问题凸显、利率市场化僵化、监管失序等多种问题中扭转局面，坚持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坚持朝着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和质量的方向进行改革，这是中国面对的难题，也是难得的机遇。改革开放的经验和十年前“国退民进”的成功都应该成为今日改革的智慧储备。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改革成功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教授的话讲，“为中国奋斗就是为世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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