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轰鸣声，一架无人机正在农田中喷洒农药，机翼旋转产生的气流吹开稻田。

这样的场景今年在湖南郴州市逐渐多了起来：去年，全市利用无人机打药的土地只有一千亩左右，而这个数量到今年增加到接近两万亩。增长的背后是农户对于无人机专业性以及高效率从认知到认可的过程。

尽管如此，作为初级市场，农业无人机仍然面临发展制肘，对于南方小块土地而言，如何让越来越多农户意识到农业无人机价值并成为用户，是政府、企业都在努力的方向。

流动打药队

在郴州市，每年农药喷洒是重头戏。由于土地有色金属含量丰富，上世纪郴州经历一段时间无序开采，给农田土壤带来严重污染，影响质量，尽管通过耕地治理，土地回复耕种，但种出来的特殊品种水稻抗病性差，水稻病虫发病率比一般水稻更高。

全市目前水稻面积超过5万亩，每年要进行至少3次农药喷洒。为了提高效率，今年，相关部门将13000亩土地植保项目进行公开招标，寻找专业植保队伍帮助农户喷洒农药。

一位购买大疆无人机的农资经销商竞标下这些耕地的植保工作，但由于一台无人机无法在短时内完成耕地打药任务，其找到当地大疆经销商，帮助分配项目。

通过网络信息平台，辽宁9号无人机队(下称“9号”)接受了2000亩耕地打药任务。负责9月10日到9月13日的打药工作。

仅仅今年8月，“9号”队长田欣宇带着5个队员已经在江苏、山东、湖北等地给将近一万亩地打药。

“现在北方基本已经没活了，都在南方跑。”这个皮肤黝黑的大男孩对第一财经记者说道。今年4月开始，田欣宇进入无人机植保行业，目前，其无人机队目前一共有20台大疆MG-1植保无人机，这次给2000亩土地打药，田欣宇带了5名飞手以及两台无人机。“一台无人机配备两名飞手，一个在农田这边操作，另一个在另一头观察情况。”

不同于北方大面积的地块，南方耕地较小，并且多是不规则地块，遇到丘陵等地形还会有起伏，对打药造成不小难度。在桂阳，耕地附近电线杆密集，对无人机信号接受也会产生一定影响。这些因素对于无人机飞手飞行经验都是不小的考验。

“在北方地块飞行基本自动驾驶没问题，但是南方都是手动模式驾驶。”田欣宇对第一财经记者说道。

目前，南北方打药价格几乎相当，无人机在北方打药的每亩土地收入为20元，在南方为12元，而北方一亩土地为1000平方米，南方一亩土地为600平方米左右，折合下来营收相当。

对于全职飞手而言，业务主要依靠通畅的信息渠道。“9号”目前在多地派驻业务员同时，还会通过大疆信息平台以及经销商获取打药业务。

据了解，“大疆农业”微信服务号已经有147支植保服务队入住，农户可实现“一键呼叫植保队”。此外，大疆还正协助各个地区的用户成立植保联盟，协同作业。

推广制肘

在无人机之前，每年郴州市打药利用背负式汽油机和担架式的喷雾机相结合的方式，最高效率一天可以打100到150亩地。而无人机打药的效率为200亩一天，在地势平整条件较好的地方，作业效率可以达到300亩每天。

今年郴州市利用无人机打药的土地已经增长到将近2万亩，然而，对于大多数农户而言，利用无人机打药还是不愿尝试的螃蟹。

“在我们做演示的时候，农户们都很有兴趣，也会让组织去给他们打药，但是打完以后往往没了下文。” 桂阳县植保队队长欧阳建国道出了推广所遇问题。

而不管从组织机构、无人机拥有数量还是作业面积而言，郴州市无人机植保占比还是较低。目前，全市粮食种植面积510万亩，其中水稻380万亩，旱杂粮130万亩，包括水果、茶叶、烤烟和中药材在内的经济作物面积220万亩，蔬菜160万亩。而全市专业化植保合作组织共有97家，但拥有无人机只有11台。

兴趣与实际的背离主要在于无人机成本以及操作难度上。“单机成本较高，目前主要是专业化防治组织购买，拥有小面积农田的农户不会有购买需求。”欧阳建国表示。

目前，市面上无人机售价均价从几万到十万元不等，对于农户而言是不小的开支。同时，扭转农户对于无人机植保的认识需要一定时间。

对于新兴的市场，产业链还未完全成熟，政府和企业都在进行探索。

郴州市农委副局长、总农艺师李绍萍告诉记者，目前除了飞防演示等一系列的推广之外，政府也在争取重启无人机购机补贴优惠政策。“如果出台相应购机目录，纳入目录的企业推广力度将会更大。”欧阳建国告诉记者。

面对专业化机械化生产需求，无人机飞手是巨大市场需求。目前，农业无人机植保市场需要大概40万名飞手，然而显示是飞手数量供不应求。

市场空缺造就机会，慧飞沿用了大疆经销商模式，拥有教学资源渠道的经销商同时可以代理飞手培训课程。地方经销商还可以设立自己无人机团队进行打药作业，大疆整合产业链资源，利用信息平台帮助完成培训的飞手解决工作。

由于目前市场还处于初级阶段，为了培养用户习惯，MG-1经销商承担起市场推广作用。“经销商手上有打药项目可以分配给客户以及学员，这个过程经销商不抽成，目前营收来源还是依赖销售无人机。”高秀原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