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世行内部人士证实，执教纽约大学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很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接替考希克·巴苏，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这位新经济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知识和创新可以刺激经济增长)的代表人物，若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或将预示世行理念正在发生调整，凯恩斯学派对世行的影响可能也会出现某种程度的下降。

金融危机以来，除美国经济持续复苏外，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至今并未明显好转，其中日本和欧央行的货币政策仍然处于零利率、负利率的非正常状态，联储也在去年末加了一次息后，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历史最低利率水平附近。总体而言，流动性陷阱如同巨大的黑洞，吞噬着央行的资金供给增量。

中国似乎也不例外，最近中国央行调统司司长盛松成公开表示，国内企业和个人也正在陷入流动性陷阱之中，即央行发出去的货币，要么成为企业的活期存款，形成了企业的流动性陷阱，要么被个人投资到了房地产，形成了个人某种意义上的流动性陷阱。

在IM F还在呼吁各国加大凯恩斯式刺激之际，世行若能任命一位内生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无疑放出明显的转变信号。

通常的理解是，流动性陷阱描述的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边际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无法使市场利率再下降，也就又无法刺激投资的再增加，或者流动性增加并不能明显降低信贷门槛，使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前者往往发生在市场化的利率已经处于极低的水平上，利率对货币供应量变化的弹性近乎为零，而后者则是往往发生在市场存在分割和信贷歧视的情况下，大量已经在经济增长、就业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小企业拿不到贷款。

当然，从供给角度看，流动性陷阱隐含的另一个问题可能是，经济的内生性增长动力或者说全要素生产率(T FP)，处于青黄不接的枯竭状况。因为不论是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都是外生性的短期、中期的刺激，本质上是需求端的支出结构调整和转移政策，或者更通俗地说就是特殊的转移支付政策，这既可能带有需求刺激的诱导性，导致未来需求的提前释放，又可能是通过支出结构转移，向有能力、但无法形成有效资本的部门，提供类似于保证信用保险的政策支持，这种调整对需求的影响在短期看必然带着此消彼长的特征，在长期看未必是有效的。

当前国内M 1与M 2日益扩大的剪刀差以及与中国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资产荒”，可能反映出两点情况：一是虽然央行增加流动性供给具有对原有购买力非均衡稀释效应，但这部分货币却不能够推动资本尤其是投入实体经济资本的有效形成，进而无法对冲货币超发的负效应，就国内企业而言流动性陷阱只是表征；在“资产荒”下，自身没有合适的项目投资，又对其他投资项目缺乏信心，加之存量负债的债务紧缩抬高了整体市场的避险偏好，使大量的新发资金变成了企业的活期存款；二是在内生增长面临青黄不接的情况下，土地供给限制、劳动力红利的衰竭以及全生产要素效力的弱化，已经使现有生产体系对流动性的吸附能力大大降低，单纯通过财金政策的支出转移支付，也不能推动有效的资本形成。

如何破局流动性陷阱？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世行或将聘任内生增长理论的罗默为首席经济学家等，开出的药方是有道理的、合宜的，但若风险缓释的策略放在新一轮财政刺激政策上面，则很可能将是新瓶装旧酒，流动性陷阱实际上就是需求端支出转移和调整政策的失灵。

我们认为，有效的风险缓释策略是，中央政府通过债务置换加杠杆，同时下决心推动资产去泡沫，房产去泡沫是阵痛，是为供给侧改革创造条件，否则在资产价格未回归、杠杆未去、过剩产能未出清的情况下冀求结构性改革，实质上是缘木求鱼，很难实现供给侧改革困局的破冰。当然，去资产价格泡沫必然带来阵痛，但这是长痛与短痛的问题，而且国内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青黄不接，人民币贬值也将是内生性诉求，硬扛着人民币汇率和资产价格的泡沫，要破局流动性陷阱，不是不为也，而是不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