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月之国”百年情仇

文/卡罗琳·芬克尔

开篇语：日前土耳其武装部队越过边境，向叙利亚北部发起代号为“和平之泉”的军事行动，打击当地的库尔德武装。战事一时震动国际，纷乱不已的中东政局旧怨未消，再添新仇。此时此地，回顾百年之前，会发现“一战”中获胜的欧洲列强为谋求自身利益，以实行委任统治、划分势力范围、鼓动“民族自决”等方式，联手分割战败的奥斯曼帝国疆土，却又埋下了日后种种错综复杂纷争的“祸根”。抚今追昔，我们也许能更深入全面地认识和了解这场新的中东战火，以及当前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强权政治已经发生无可逆转的变化。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及奥斯曼帝国不是崩溃就是衰弱到毫无战略地位，协约国（英国、法国、1915年才参战的意大利）则占据了支配地位。

然而，所有国家都因战争疲惫不堪，比起奥斯曼事务，战胜国在本土及周边有着更加重要的问题，所以各国不会用军事手段推动战后安排的实施。

另一方面，多年以来，多民族帝国明显无法满足大多数人的愿望，民族国家俨然成为未来的大趋势。在民族国家内进行委任统治与划分势力范围似乎成为解决方案，这让协约国可以继续攫取经济与政治利益，就像他们19世纪在巴尔干所做的那样。俄土战争之后于1878年签订的《柏林条约》中，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以基督徒为主的大部分领土丢失了。

惩罚“侵略主义”

一个影响奥斯曼帝国战后安排的关键因素是：这个伊斯兰国家长久以来一直跟欧洲唱反调，欧洲正好借此机会对其进行惩罚。例如在英国，“土耳其人”已经成为“侵略主义”的代名词，特指奥斯曼的穆斯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须永久摧毁“土耳其人”，而帝国内剩余的基督教徒及犹太人也走上民族自决的道路。

战争结束后，奥斯曼的盟邦保加利亚在1918年9月就崩溃了，伊斯坦布尔因此门户大开，只能听任协约国的宰割。奥斯曼内阁寻求议和，1918年10月30日，奥斯曼在停泊于爱琴海北部利姆诺斯群岛穆兹罗斯岛外的英国军舰上签订了停战协议。在刻意含糊其辞的协议中，最令人惊慌的是第七条，它规定在协约国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他们有权占领“任何战略要地”，而第二十四条则允许他们在混乱时占领安纳托利亚东部的6个亚美尼亚省份。

11月13日，协约国占领伊斯坦布尔，此举明显违反了英国皇家海军元帅卡尔索普暗示的承诺。作为皇家海军地中海指挥官及英国两名谈判负责人之一，卡尔索普曾保证，他将告知英国政府，只要奥斯曼政府能够确保协约国人在伊斯坦布尔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占领便不会发生。

协约国迅速完成了对伊斯坦布尔的占领，英国率先进入，法国与意大利紧跟其后。没过多久，每个国家都分配到一片区域负责治安，英国占领了佩拉、加拉塔及希什利，法国占领了伊斯坦布尔市区及其西边郊区，意大利占领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沿岸，但三国彼此都有矛盾。

各国在巴黎和会签订和约时，协约国军队仍旧占领着伊斯坦布尔及周边地区，这表面上看起来是个临时措施。但事实上，奥斯曼帝国已经四分五裂，多数的土耳其百姓可能将失去他们的土地。到1919年5月，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先后占领了更多地区。5月15日，在英国的鼓动下，来自希腊的部队在伊兹密尔登陆，这里是安纳托利亚濒临爱琴海的主要城市，居住着大量奥斯曼希腊人。希腊人的登陆，完全出乎奥斯曼政府的预料。

谁是帝国继承人？

面对战后的危机以及协约国对安纳托利亚大部分地区的占领，奥斯曼政府没有采取任何积极行动，他们将秩序重建视为自己唯一的任务。1918年11月，高级官员兼战斗英雄穆斯塔法·凯末尔曾经通过自己在议会中的关系，试图影响协约国占领伊斯坦布尔的政治进程，但未能成功。他与几位志同道合者，全都反对政府的政策，或者对政府的无为感到不满，他们一起拟订了秘密的军事计划。

与安纳托利亚地区的爱琴海沿岸一样，其黑海沿岸地区也有规模颇大的希腊人社群，加上俄罗斯爆发了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年之后，成千上万希腊人逃难至此，他们与当地穆斯林民众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1919年3月，英国军队进驻恢复秩序，但他们既没有足够的人力，也没有行动的意愿。奥斯曼内政大臣提名凯末尔前往调查，获得了内阁同意。随后，凯末尔被任命为第九军（驻地在埃尔祖鲁姆）督察长，这使他实际上成为安卡拉以东整个安纳托利亚东部的行政长官。1919年5月16日，凯末尔在伊斯坦布尔登上一艘汽船，三天后抵达安纳托利亚黑海之滨的萨姆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