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更比一代强的逻辑

每到年头岁尾，人们总是喜欢做做总结，做做计划。从时间维度上看，不管是经济学中的商业周期理论，还是史学中的王朝兴衰率，似乎都要有个始终才显得完整。从发展的视角看，事物从萌发到长大，从简单到复杂，似乎也有高低好坏之别。从个体生命的角度看，少不更事固然有气吞山河的气概，但要运筹帷幄还需要修炼到家。

若以文明为单位，偌大的世界200多个主权国家，能够用文明代称甚至具有辐射能力的寥寥无几，中国就是老牌文明大国之一。环顾其他文明古国，若不是已经湮灭在历史泛黄纸卷中，就是已经再无曾经的阔绰。一百年前，五四运动从心智上为这个古老文明注入新的活力。七十年前，一以贯之的政治经济制度逻辑为这个重新获得独立民族国家人格的人民所接受。四十年前，仿佛一个新周期的开始，陈陈相因的传统力量受到颠覆，内生的改革动力前所未有地重塑了两代人的个体生命。2019年，似乎是青春期的到来，又像是新的历史周期的开始，所有的旧知识都受到挑战，而新的改革动力正蠢蠢欲动。

我所属的这一代人常常自嘲为最不走运的一代，新旧交替，既没赶上上一代的福利，诸如福利分房，分配工作，下海淘金等，又要为改革的阵痛支付成本，比如自主择业，面对时时变动的政策影响。然而，我却坚信这一代人有得天独厚的运气，那就是既在认知层面第一手见证和体验了四十年改革激荡带来的从物质到精神的脱胎换骨过程，又亲身参与了塑造未来更加创新集中，知识集中，治理能力为导向的发展历程。更重要的是，我出生那年非公经济所占份额仅仅30%左右，而今，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其吸纳的就业，产生的创新，创造的价值，已经改变了国家的面貌。

最重要的是选择。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变化的环境伴生的演化的秩序，以及以此为约束条件的变化的个人选择。改革开放的起点有52名留学生负笈他乡，而今每年在美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已经超过30万人。个体的选择在宏观层面正是改革初期的“鸟笼经济”论，所不同的是，而今已经没有几个人认为应该把这些选择的自由牢牢锁在笼子里了，或许人们还没意识到恢复自由的鸟儿歌声动听本是自然秩序的一种表达。如果不能充分认识开放，自由和发展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就不会做出进一步开放的承诺，就不算延续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经验教训的智慧。

开放不是目的，弭平信息不对称，降低沟通成本，进而创造新的发展共识才是。与上个世纪相比，甚至与四十年前相比，我们身处的世界已经大大复杂化，不仅知识在迭代，利益的联系也更加紧密，“蝴蝶效应”已经不必通过掀起一场暴风雨来彰显其影响力，今天的“蝴蝶效应”甚至只是美联储开个会，全球股市就跟着蒸发掉千亿市值。开放影响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而这一点对于下一个十年，四十年尤为重要，因为曾经饱受改革开放前不健康的发展模式影响的人们将把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交给在改革开放中出生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而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和看待世界的方式已经有明显不同于前辈的特点。

以色列著名畅销书作者和学者Yuval Noah Harari在《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中译本《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中提到人们在认识世界时常用的几种方式，一种是“大事化小”，比如用两国领导人的关系来理解两国外交关系；一种是用局部代替整体，比如通过对大豆加征关税来理解中美贸易摩擦的程度和走势；一种是诉诸阴谋论，毕竟人们都喜欢简单易懂而人人皆可假装理解的故事；还有一种是通过创造某种教条来认识世界，比如对完美制度的迷信。如果没有什么改变发生，那么什么都不会改变。显然，我们看到的是翻天覆地的巨变，这种超出个体想象能力的变革本身带来的认知能力的提升已经远非代际改善所能逆想。上个世纪初开眼看世界的人们肯定难以理解今天中国人以世界为个人生活背景的现实：每个脱离极端贫困的家庭都已经沐浴在现代政治制度之中，每个人的生活都已经打上全球价值链的节点标签，每一种消费品和服务都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而每个人所关心的事务都不知不觉间脱离了乡土和村落而走向全国和全球。在开明发展的路径上，得到全球化实惠的年轻一代已经自觉地拥抱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开明价值观，及与之协调的政治经济制度。表现在生活中，就是他们理解并尊重契约精神，自觉摒弃部落主义和民族主义束缚，珍视个人选择的权利，拥护支持改革的力量。他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已经变得更加多元，也更加基于事实和逻辑。或者可以概括成，这是更有能力做出批判性个体判断的一代人。

2019年，正是深化改革的新起点。再过四十年，年华不再的我们会听凭下一代人评价，他们会说：看，我们的今天正是因为过去伟大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