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拥抱创造性破坏
蔡昉:拥抱创造性破坏
编者按/2018年,中国的改革进入第四十个年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挑战和机遇依旧并存。2019年,中国经济如何再改革再开放?新时代中国力量何去何从?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在学界和企业界引发了热烈的讨论。11月20日,这场讨论迎来了一个高潮。在中国经营报社主办的“2018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城乡建设经济系主任陈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陈春花,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蒋锡培,零点有数董事长袁岳,阳光海天停车产业集团董事长兼CEO闫亮等学界、企业界代表济济一堂,就改革开放40年有哪些经验教训、中国经济如何突出重围抢占新起点、企业如何助力数字经济、投融资机构如何抵御金融风险等热门话题分享了独特见解。
近年来在经济各种各样的变革中,新技术革命显示出崭新的特征,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新特征。人们开始赋予它一些概念,称作第几次技术革命或者说人工智能革命等等,又或者像达沃斯论坛的创始人施瓦布所认为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在他出版的著作《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提到,这次工业革命发展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迫使我们一是反思国家发展方式,二是反思组织创造价值的方式,然后是人类自身的意义。
其实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是对技术革命的一种回应,因为现代经济学的祖师爷是亚当·斯密,亚当·斯密身处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摇篮的中心,斯密的理论不可避免地会反映那个时代的一些新的问题,回答了一些重大的挑战,在理论上给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考,同时也给经济学家创造了工作。但是这一轮新的科技革命,不管我们怎么称呼它,确实有很多和以往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不同是,过去我们传统的经济学都会认为,技术替代人,自动化的发展都是在报酬递减规律下发生的,但是机器人革命可能会打破报酬递减的规律。第二个不同是,过去假设技术是一个外溢的过程,这个外溢会自动带来一些人们所期望看到的改善人类福利的效果,但是事实上这一次工业革命提供了最好的时机可以让我们观察大量的新的经济现象,因此,我们可以对传统的经济学假说做一些反思。
我主要对两种传统的经济学假设来做一个反思,一个是大家都熟知的,我们把它叫作涓流经济学,这个经济理论是假设技术变革可以自然而然地解决分配问题,科技革命一定是带来生产力的提高,蛋糕做大了,会通过涓流效应自动流到每一个血管里,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会获益。但是我们做这个假设的同时,无论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也好还是全球化、技术变革也好,在相当多的案例中最后的结果都表现出收入差距的扩大。美国是最典型的,这也是美国要把矛盾转向中国,打贸易战的原因。对于这种收入分配的悖论有各种不一样的解释,我们比较熟知的理论是:长期以来,资本的收益增长一定会带来收入差异的扩大,这种现象被我们观察到了,假设涓流效应是不合理的,我们应该进行反思。与这个对应的是渗透经济学的解释:假设技术变革最终可以自然而然地延伸到所有的产业、行业领域、企业之间,因此,从一个角度的科技革命入手,最后导致整个经济全部被科技革命所浸染,实现竞争力的跃升。但这个假设其实也是不合理的,事实证明也不成立,进而在经济学上也产生了一个所谓的生产率悖论:按照诺贝尔奖获得者索罗的说法,有一些人,特别是一些经济学家,他们觉得很尴尬,因为他们假设技术革命可以渗透到所有的领域,整个国家会被科技革命所改造。但事实上他们没有看到这一点:计算机应用到了所有领域,但是你就是看不到生产率提高的统计结果,这就形成了一个生产率悖论,也是对渗透经济学的一个嘲讽。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悖论?为什么渗透经济学是不现实的?
我们也可以有一个解释,比如说,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本身就不是统一的,我们通常所说的二元经济结构,一方面是大量的大企业、先进企业甚至具有宏观地位的企业、独角兽。另一方面是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几乎不只是在中国,在所有的国家,中小企业都是占大头。
同时我们也知道,不管在宣称自己已经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的国家,还是正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生产要素的流动也是有障碍的,有体制障碍。
与此同时,信息也不是对称的,并不是说一个著名的国际大企业和惨淡经营的中小企业、微小企业,两者之间拥有相同的信息,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技术不可能渗透到所有的领域。
因此,我们从两个经济学传统的角度来反思,应该做一些怎样的变化?
有一句名言说:“如果你不能改变自己,你就不能改变这个世界”,现实中企业也好、政策决策者也好,应该关注几个方面,它和我们前面讲到的涓流经济学和渗透经济学是有联系的。
第一个是顺应经济发展的“趋中律”。
所谓的趋中律是一个生物学的规律,比如有的家庭的孩子比较高,自然会找一个跟他身高匹配的配偶。还有一些普通身高的孩子,寻找的配偶也不会太高。遗传的常识是父母都高,孩子更应该高,父母都矮,孩子都矮。事实上不是这样,他们都会回归到正常身高,否则社会身高差拉得太大了。这个趋中律在经济学里面也是有反映的,在前几年有个美国经济学家写过一篇文章,认为中国经济经历了异常的高速发展以后要回归高中值,趋中律在中国要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