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定向降准只是第一步

央行决定从2018年4月25日起，下调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上述银行需用降准释放的资金先偿还MLF。央行预计，此次定向降准将释放4000亿元增量资金。

有观点认为这次定向降准意味着货币政策将转向，新一轮货币放水即将实行，对此，央行明确表示我国存准率仍处于高位，货币政策仍将保持中性。事实上，当前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环境都不允许我国再次启动宽松货币政策。

从外部看，美国加息缩表政策已进行至中期，正逐渐接近市场所能承受的临界值，从历史上历次美国加息缩表规律看，无论是拉美债务危机、日本楼市泡沫破灭，还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都与美国收紧货币政策、全球过剩流动性转向有直接关系。

不仅如此，近期美国还频繁制造与我国、俄罗斯的贸易摩擦，并在美国国内执行大幅减税、加大基建投入等扩张性财政政策，其根本目的在于打破现有全球贸易和制造业分工格局，督促美国资本在全球投资的制造业产业链整体回归，以重新构筑美国制造业之根基。如果此时我国再次启动宽松货币政策，无疑是扩大自身泡沫的行为，将提高国内实体经济运行成本，不仅不利于本就羸弱的实体经济，更不利于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从内部看，近年来启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杠杆政策效果才刚刚开始显现，实体经济杠杆率增速已呈平稳态势，其中基建减速和史上最严楼市调控最具有代表性。2017年以来，以包头地铁停工、新疆PPP政策收紧为代表的基建项目投资开始出现大规模减速，近年来稳定在20%左右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含电力）增速2017年开始快速下降，2018年3月已下降至13%，创了历史新低。楼市调控方面，2017年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五限”政策为首的楼市调控政策，对应全国楼市已开始降温，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增速已呈现明显回落态势。

要知道，基建和房地产是我国经济中对资金需求量较大的两个重要火车头，这个火车头的减速必然带动整体资金需求的减速，表现在数据上就是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从2016年初的13%左右快速回落至2018年3月的10.5%。而且，2008年以来，我国市场三大主体政府、非金融企业和居民均已完成了一轮加杠杆，如果此时我国再次启动宽松货币政策，那么让谁再去承担举债任务是首要问题，但当前各主体已无再加杠杆的空间。

因此，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当前我国均不具备货币政策转向的基础，更别提货币放水了。事实情况是，此次定向降准虽较以往降准0.5个百分点，幅度有所提高，但实际向市场释放的增量资金却不大，更多的是为了置换到期MLF，当前一年期MLF中标利率已提高至3.3%，随着近年来MLF规模的持续放大，大型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也随之提高，中小商业银行与城商行因缺乏存款不得不从大型商业银行拆借同业资金，2017年启动的去杠杆操作让这些银行同业资金成本更大幅提高。另一方面，中小商业银行与城商行的主要客户集中于中小微企业，从这个角度看，此次定向降准主要作用是保持市场流动性并向实体经济投放资金，伴随着资管新规的执行和广义信贷MPA考核的严格，紧信用将成为宏观政策的常态。

当然，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仅保持合理流动性是远远不够的，在当前复杂的国际金融环境下，未来仍需在扩大开放、降成本和支持企业突破核心技术等领域加大努力，才能有效应对各类潜在风险。

在扩大开放方面，不久前召开的博鳌论坛上我国再次释放出开放的新举措，不仅放开了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银行、证券、保险行业）的外资股比限制，更是将汽车、船舶、飞机等少数目前仍保留限制的行业尽快放宽外资股比限制，此外，我国还将进一步加大进口力度，降低汽车进口关税，对进口抗癌药实施进口零关税，以促进经常项目收支平衡。这既是履行WTO承诺的降低关税的重要举措，更是促进国内重点行业竞争、提高运行效率的有力之举。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稳步扩大开放对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远大于危害。

在降成本方面，近年来我国提出了让政府过紧日子、企业过好日子的目标，并辅之以营改增等举措，预计2018年减税幅度将超万亿。而且，不管是楼市调控还是限制资金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限制国企杠杆率等手段均是朝着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目标进行的。

在支持企业突破核心技术领域，近期美国逐步开启了对我国重点企业禁止进口核心技术产品的贸易保护政策，这也引起了我国的深度反思，以往靠代工起家的产业链如果不能有效转换至以创新为主的产业链，那么随着人工等各项成本的提升产业外移是必然，这就要求我国加大基础研发领域特别是核心技术的投入力度，简而言之就是尽快实行进口替代战略。近期八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示范应用的意见》正是支持企业突破核心技术的重要举措。

从上述角度说，支持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定向降准只是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