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美国减税？

美国总统川普团队近期公布了其大规模减税政策，该减税规模与范围在美国近几十年来实属最强，如果该方案能在国会通过，美国总体税负将从全球最高税负国家之一变为最低税负国家之一。据报道，减税方案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人收入税从此前的7级简化为3级，分别是10%、25%和35%，同时将标准扣除额翻倍，增加对有孩家庭的税收减免，并废除替代最低限税和遗产税；二是企业税比例由35%下调至15%，建立属地税收制度，并对美国公司在海外持有的数万亿美元现金一次性征税。

根据相关机构测算，仅企业税一项预计2018年后年均将减少美国财政收入约2000亿美元，带动企业年均盈利额外增长2%~3%，如果算上个税，那么未来美国年均财政收入将减少超过5000亿美元。联邦政府额外增加的财政赤字只能用增发国债解决。预计至2020年，个税与企业税减少将使美国国债额外增加近1万亿美元。

按理说，减税政策属于美国自身财政政策，主要受益的是美国企业与纳税人，其他国家不必过分紧张，但问题是全球经贸一体化如今已十分充分，几个大国之间基本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美国是全球经济第一大国，美元又是全球主要结算货币，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会直接影响到全球主要国家的经济运行与资金跨境流动，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得病全球吃药就是例证，因而才会有主流媒体关于美国减税是挑起全球税收战的观点。

不过，美国减税虽然容易导致其他国家实体资本回流美国，但就短期而言，对我国影响并不十分显著，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减税政策在国会通过仍需时日。川普团队的减税方案对各州财政收入来讲影响显著，该方案能否顺利在国会通过、何时通过目前看是需画一个问号的，有分析就指出该方案或2018年才能获得国会的通过，这也给其他国家制定财政政策应对留下了充分的时间。

其次，产业结构形成非一朝一夕。此次减税方案是美国制造业回归计划的一个重要步骤，为的是以减税方式增加企业利润，让更多在海外的美国制造业企业能重回美国设厂，带动美国本土就业，并通过扩大税基的方式缓解减税对财政收入减少的影响。我国与美国在全球贸易链条中的分工和各自产业结构均具有较大的差别，短期受冲击有限。比如iPhone的上游设计在美国，中游核心零部件制造在日本、韩国，我国主要是下游组装，即使此次减税方案通过，受损最大的也莫过于日本与韩国，而富士康短期难将工厂迁至美国，苹果公司短期也难在美国本土自建装配工厂；另一方面，根据世界银行相关研究显示，美国产业结构中制造业占比仅占GDP的13%左右，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来源于第三产业，第三产业之中金融与地产又占最大比重，而我国制造业占GDP比重仍在30%以上，并且与美国制造业有着鲜明的差异化。由于产业结构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进而减税政策短期内是不可能完全改变整体产业结构。

再次，减税政策短期还容易进一步刺激美国虚拟经济发展。由于减税直接增加企业净利润增长预期，容易使美国股市进一步上扬，进而短期回流的资本更多选择进入虚拟经济，导致减税刺激实体经济的初衷大打折扣，近期道琼斯指数、纳斯达克指数与标普500均创新高就是直接例证。

因此，美国减税短期对我国经济运行可谓影响十分有限，但这并不是说如果将时间拉长，影响仍将很小。对我国而言，必须加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应对美国财政与货币政策叠加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否则对当前我国脱实向虚的经济格局将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

具体来讲，第一步必须严格控制虚拟经济的过度炒作，将虚拟经济的收益率牢牢地摁住，无法获得超额收益的资金必然另寻出路。这点今年以来国家一方面对各城市楼市实行了严格的限购政策，部分重点城市还限贷、限离、限价，并出现了定向加息政策，目前热点城市楼市已出现降温态势。第二步是降低经济整体杠杆率，当前我国经济整体负债率已近250%，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更是畸高。今年以来国务院层面已多次强调去杠杆，并在银行业开展了专项治理工作，并在逐步深化。第三步则是要大力开放垄断领域，让从虚拟经济溢出的资金有地可去、有利可图，这点年初至今包括混改、开放医疗教育等服务业措施已在路上。第四步则是进一步落实给实体经济减负的政策精神。让政府过紧日子换人民过好日子，这点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明确指出今年减税降费力争达到万亿水平，近期国家已陆续推出近6000亿元减税降费的具体措施。另外，限制资金跨境流动也必不可少，否则改革成效未见，资本就已大幅流出，汇率也面临失守风险。

总体来讲，只有摁住虚拟经济的收益率，给实体经济持续减负，让资金重回实体经济才是应对美国减税的最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