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工业经济边缘化需建立长效机制

全国两会期间，如何有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成为热议关键词，政府工作报告中就7次提到实体经济，提出以金融体制改革服务实体经济、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工业经济作为实体经济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其转型升级的成功与否对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但近些年出现了工业经济逐步被边缘化的迹象，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工业经济盈利能力不断下降，2014年8月起，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出现了长达连续17个月的同比下降，直到2016年初才有所改善；二是工业增加值同比从2012年的10 %一直下降至2015年的5.9%，2016年才略有回升；三是工业投资额同比连年下降，2011年第二产业投资同比上涨27.3%，到2016年，这一数字已下降至3.6%。究其原因，既有所处发展阶段原因，也有相关配套改革措施缺位原因。

其一，与工业发展所处阶段息息相关。当前我国工业发展正处于由工业化向后工业化发展的过渡阶段，面临由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转换，但这一转换过程往往十分痛苦，并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行、贫富差距拉大、资产泡沫凸显等棘手问题，很多国家因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二，与经济脱实向虚关系密切。在传统外向型经济发展受到成本上升、外需不足、核心技术与品牌缺乏等问题的影响下，工业企业利润受到明显挤压，产能过剩问题凸显。这期间为了稳定经济，近10年里国家对房地产行业出现了三次明显的放松，经济虽然短期稳住了，但对工业企业的负面影响却是日益严重。一方面使信贷、土地等要素大量配置到不可贸易部门，形成资产泡沫，可贸易部门成本明显上涨，创新动力更加不足。2016年新增信贷额为12.65万亿元，其中个人房贷新增5.68万亿元，约占45%，而非金融企业新增仅为6.1万亿元，约占48%，仅略多于房贷；另一方面大幅挫伤工业行业企业家的积极性，企业家一年365天从头忙到尾，最终只能赚到3%~5%的利润，一旦出现决策失误还有可能面临亏损。在错误激励机制下，只会让越来越多的工业行业从业者“弃实向虚”。

其三，金融业垄断与过度繁荣更进一步压低工业企业利润率。整个金融行业增加值占GDP比例连年增加，已从2012年的6.3%升至2016年的10.2%，而在金融业尤其发达的美国这一数字仅为6.5%。原本为实体经济和工业经济服务的金融业变成了一个自我不断膨胀的庞大体系，不仅挤占了工业企业利润，还吸收了大量优秀劳动力，对工业企业的支撑却越来越小。

其四，民间投资的萎缩也加大了工业边缘化趋势。民营投资向来都是工业投资的主力军，但近年来由于国有企业改革滞后导致传统工业行业产能过剩凸显，在光伏、风力发电等重点支持的新兴行业，由于一些产业政策的偏颇使得资金、土地等资源严重错配，同样造成产能过剩问题。产能过剩导致的过度竞争进一步侵蚀企业盈利水平，广大民营资本投资意愿不断下降，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幅一度从2012年的24.8%连续下降至2016年的3.2%。

针对上述问题，自2016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为企业减税降负、金融体制改革为手段，以明确房地产居住属性、抑制资产泡沫为前提的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从实施效果来看，已初步达到既有目标，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速达到8.5%，工业增加值同比回升至6%。今年以来，受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升影响，部分中上游行业如工程机械利润率明显好转，已出现产能不足、产品供不应求的现象。

但这仅仅是防止工业经济边缘化所迈出的第一步，未来仍有较长的路要走，并需要建立一套政府与企业互相配合、支持工业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

首当其冲的仍是坚决抑制楼市泡沫。当前楼市泡沫问题已经成为悬在中国经济头上的“达摩利剑”，高企的楼价不仅与工业经济利润率呈现背离，更是成为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的潜在威胁，只有坚定楼市调控的信心，即使经济增长乏力也不再寻求楼市苟且才能逐渐捋顺其与不可贸易部门间的正常关系，才能有效抑制经济脱实向虚。其次要加大力度推进财税、金融领域改革，以财产税改革为契机逐渐缩小贫富差距水平，以金融领域改革让其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能，财税和金融领域改革成败与否是经济传导机制能否畅通的核心。再次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工作，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抓手逐步放开垄断行业民资进入限制，让民资有机会与国资在同一平台竞争，提高国资运营效率，增加民资投资信心。同时，为企业减税降负、鼓励创新、减少普惠性产业政策同样必不可少。最后，企业家也需培育工匠精神，重心营造“匠心文化”，专心致力于某一行业“做专、做强、做大”。

总之，防止工业经济边缘化是一个长期而系统的复杂工程，需要建立财税、金融、工信、国资等一系列监管部门和工业企业互相配合的长效机制方能起到应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