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红利已经释放了30多年 中国经济还能繁荣多久？

在过去30年中，中国的“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创造出了“中国奇迹”，但改革红利已经释放了30年，经济在2008年也已遇到了增长回落的困境，未来能否延续“中国奇迹”?中国经济能繁荣多久?下一步中国该如何通过改革去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又该如何进行改革去避免利益格局固化和制度安排僵化，从而实现经济繁荣延续?

对于此类备受业界关注的问题，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在最新出版的新书——《真实繁荣》中均进行了专门的详细分析。本书从制度和制度安排的角度去探讨“真实繁荣”;同时，也从实用性的角度去探讨“真实繁荣”。

潘向东认为，寻找“真实”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传统，从而“真实繁荣”自然也是经济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他看来，“真实繁荣”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繁荣，是社会始终保持健康的繁荣，是指具有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作为机制保障的繁荣。因此，探讨经济体的“真实繁荣”就像探讨上市公司“真实高增长”一样，不能仅仅依据经济体的“真实”经济数据便做出评判，而应该首先去考虑经济体的制度体系和制度安排。总之，这是一本值得你读的经典好书。

国家发展和资产配置的核心都是寻找“真实繁荣”

潘向东在新书中指出，不管一个繁荣经济体的经济增幅有多大，也不管这个经济体的高增速延续时间有多长，假若经济体的制度安排不能使经济体拥有持续的活力，终究摆脱不了衰退的格局，实现不了持续繁荣。这样的经济体繁荣都不是“真实繁荣”。然而，现实中人们很少通过制度去评判繁荣。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凡勃伦、康芒斯、米切尔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就热衷于从制度的视角去探讨繁荣。他们秉承德国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方法，强调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他们当时在美国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其他经济学派，其原因是“后发追赶”的美国，亟须有别于“日不落帝国”发展的理论支撑，这与当前的中国相似，亟须经济理论支持以寻求如何实现经济的“真实繁荣”。重视非市场因素的研究，使他们的研究内容是跨学科的，包括法律、历史、社会和伦理等各方面。

而率先把制度纳入新古典分析框架去探讨经济繁荣发展的是科斯。他通过引入边际分析方法，分析边际交易成本，解释了现实制度的内生化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使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上不再与主流经济学相对立或渐行渐远，而是呈现出“合流”或“融合”的倾向。诺斯把科斯以后的制度经济学称为“新制度经济学”。

据潘向东介绍，本书既不准备像制度学派一样跨学科去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因为对其他学科知之甚少，也不准备像“新制度经济学”一样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去探讨交易费用的问题，因为实用性会打折扣。本书是从制度和制度安排的角度去探讨“真实繁荣”。同时，也从实用性的角度去探讨“真实繁荣”，这是潘向东多年从事投资银行研究养成的职业习惯。

如何进行大类资产配置?这是机构投资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

潘向东指出，其实这隐含了一个需要探讨的背景问题，就是中国未来能“繁荣”多久，能否实现“真实繁荣”?假若中国未来不能实现繁荣，那么现在在中国做任何的大类资产配置都意义不大，即便通过做空获得投资收益，但最后本币贬值也会导致购买力所剩无几。假若中国未来还能繁荣十年，那么需要思考大类资产配置的时间周期也同样只有十年。假若中国未来能实现“真实繁荣”，那么未来中国的股神将代代涌现，根本不用去羡慕股神巴菲特。

潘向东在书中还指出，做资产配置最为关键的是把握方向，就像我们乘坐滚梯，假若电梯往下，我们想往上走，不知道要多努力才能前进一小步，并且稍不注意就被电梯带下去;假若与电梯的方向一致，即便不走，也能跟着上去，当然跟着电梯方向努力走的，前进得更快。这充分说明，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何股神出在美国，而没有出在其他经济体。

中国经济如何实现“真实繁荣”?

中国经济能繁荣多久?中国经济能否实现“真实繁荣”?又如何实现“真实繁荣”?

对此，潘向东在书中指出，要去研究这么一个宏伟的问题，估计大多数研究者都会选择回避，但作为在“前沿阵地”探讨“资产配置”的研究者而言，又无法回避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大的方向判断不准确，任何后续的研究工作也就缺乏意义。因而，作为经济研究者而言，对数据分析都会“掘地三尺”，很难被“虚假繁荣”所迷惑，但往往容易迷失在数据揭示的“繁荣幻觉”之中。

基于制度的视角去探讨“真实繁荣”，那么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可以实现繁荣?什么样的制度可以实现“真实繁荣”?

潘向东在书中指出，糟糕的制度安排，大家都会嗤之以鼻。但一些在西方成熟经济体成功实施的制度安排，移植到发展中经济体，就出现了“变异”和“扭曲”，有人说，那是由于“发展中经济体的人不行”，这些经济体的人善于钻营，再好的制度安排到这些经济体都会“南橘北枳”。其实这是误解!设计得再精美的制度安排，假若背离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和国情，带来的其实是大家对它的“美好幻觉”，并不“真实”。唯有适合经济体发展的制度安排才是“真实” 的。

对任何经济体而言，没有好与坏的制度安排，只有适合与不适合的制度安排。一段时间适合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将演化为不适合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但人的惯性思维，容易沉溺于过去成功过的制度安排，或者移植其他经济体取得过成功的制度安排，而忽视了自身经济发展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从而导致制度安排僵化或制度安排移植过程中“水土不服”，制约了自身经济的“真实繁荣”。

为此，潘向东认为，实现“真实繁荣”的精髓在于建立可以实现“真实繁荣”的制度体系。在此制度体系内，制度安排能更加柔性地根据发展环境的变化实现动态调整，能有效避免利益集团的固化和制度安排的僵化。相比较于人类历史上制度安排演进的其他两个发展路径——“革命”或“改良”而言，这个“第三条”发展之路的冲击成本更小，可控性更强。由于利益集团没有固化，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都能在“常态化”的制度安排调整过程中得到有效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