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债务规模会引发危机吗？李扬是这么说的！
中国的债务规模会引发危机吗？李扬是这么说的！
【中国经营网综合报道】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15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中国政府的债务处在可控范围内，中国有足够的资财来应对债务风险，不存在债务危机。“中国发生债务危机是小概率事件。进一步说，即便出现大规模的债务违约，中国也有足够的资财，在不对国民经济造成较大负面冲击的条件下予以妥善处理，”李扬称。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据李扬介绍，截至2015年底，我国债务总额为168.48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49%。在结构上，居民部门债务率约为40%，金融部门债务率约为21%，政府部门债务率约为40%，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率为131%。
同时，中国还存在融资平台这一特殊主体，它的债务跟地方政府息息相关。李扬表示，社会上不同债务指标差异较大，主要在于对融资平台的处理方法不一样。若加上部分融资平台及或有债务，中国政府部门债务率会提高到56.8%;若加上部分融资平台债务，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率可能高达156%。
但总体而言，中国政府债务在可控范围内。
据财政部数据，截至2015年末，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10.6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16万亿元，两项合计，全国政府债务26.66万亿元，当年GDP规模为67.67万亿元，政府债务占比39.4%。而加上地方政府或有债务，按照2013年6月审计署匡算的平均代偿率20%估算，2015年全国政府债务的负债率，据财政部估算将上升到41.5%左右。
李扬表示，即便政府债务水平达到56.8%，仍低于欧盟60%的警戒线，因此不属于风险非常高的状态。全世界都面临债务问题，比起来，中国债务压力处在中等位置。
李扬称，中国债务危机线索区别于其他国家，主要是非金融企业，其中65%来自国企，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使得国企债务问题和银行资产关联在一起;而中国金融体系多为国有，和政府密切相关，又会进一步影响到财政状况。如果非金融企业、金融企业、财政部门同时出问题，中国经济确实会出现系统性风险，因此中国的非金融企业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
不过，中国应对债务危机的筹码较多。据李扬团队测算，2014年底中国全部主权资产是227.3万亿，主权负债124万亿，资产净值103.3万亿。把土地等流动性较低、随经济状况变化可能难以变现的资产扣除掉，窄口径的主权资产净值28.5万亿。
李扬称，28.5万亿主权净资产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比照当前中国不良资产数额，假定完全用优良资产覆盖不良资产，有国际分析者表示，“中国足可应付1.5次大危机”。这样说来，中国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很小，也意味着，即便发生了一些债务问题，也可以在不对国民经济产生重大负面冲击的条件下有序解决。
其次，中国高储蓄率的传统，也是抵御风险的重要基础。李扬表示，中国是个高储蓄国家，即使有债务，也是自己人欠自己人;外债率为3%，很低——所有事情都可以在不依赖国际因素的条件下处理，不可能产生颠覆性、灾难性的变化。
此外，“由于国企、国有银行、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事实上是一个主权人，中国特有的处置不良资产的办法就产生了——西方国家不可能对私营企业施以援手，但国企是国有资产，可从其他口袋掏钱弥补国企的亏空。”李杨说。
李扬强调，中国高债务率仍需警惕，任其蔓延会使得经济的一些活力受到约束。债务化解实际上是拿好资产填补坏资产，老是这样做，社会净财富会减少，对经济长期发展不利。
至于解决办法，李扬认为需要有一个综合小组协调各方一起解决问题。“债务问题不是简单的某个部门，比如财政部门、金融部门、一行三会、发改委能独立解决的，它是涉及全面的一个经济现象，需要全面、统筹的解决方案。”
具体而言，财政部掌握着政府债务，可能还包括一些央企债务、融资平台债务的状况;至于企业债务，财政部、一行三会都管不着;而一行三会不可能掌握全部金融部门的问题——所以，债务问题的解决必须要统一。
李扬表示，债务问题牵涉到减债务、减不良资产、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机构改革诸多内容，必须通盘考虑，需要统一解决，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机构、统一的认识、统一的方略。
另据中新网报道，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一副总裁戴维·利普顿也建议中国成立专门机构处理债务问题。利普顿说，解决企业债务问题已经势在必行。需要全面的计划和具体的行动，来硬化预算约束(特别是对国有企业)，对薄弱企业进行重组或破产清算，确认和分配损失，处理相关的社会成本，并便利市场准入。对此，李扬表示认同，“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统筹的机构。”
此外，渣打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丁爽也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国债务问题如果一拖再拖，将存隐患。在丁爽看来，剥离当前的不良债务是降低中国债务率的第一步，推进国企和银行业改革也至关重要。
如果要使得2020年整体债务率可能保持在270%以下，需要做五件事情：一是处置或高达GDP比重10%的不良贷款;二是关闭僵尸企业;三是对国企实施预算硬约束;四是改进银行贷款审批标准，推进股市债市纵深发展;五是调整宏观政策组合，转向较低信贷增长和较高预算赤字。
（中经新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