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要来为 “去产能”买单？

2015年12月22日，杭州钢铁集团(以下简称“杭钢”)半山基地高炉熄火。在用完最后一批胚料后，当晚厂里职工即对生产设备进行拆除工作。

杭钢曾是当地人的骄傲，如今这个有着59年历史的钢铁企业彻底关停，让业内人唏嘘感慨——这何尝不是中国钢铁行业重组转型的缩影。按照方案，杭钢将转移部分产能至宁波钢铁基地。

但如果回过头细看杭钢的搬迁历史会发现，其过程漫长而艰难。早在2007年，国务院就提出了搬迁杭钢的计划。2012年7月，浙江省政府实施“腾笼换鸟”，启动杭钢股份搬迁关停工作。

“杭钢搬迁关停的文件早就下来了，但近万名员工的安置问题得不到解决，员工诉求各异，协调困难，也让进度一拖再拖。”一位钢铁行业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据了解，一些杭钢员工因不满工龄补贴、安置费等问题，今年也在杭钢公司门口进行过数次维权。在关停5天前的12月17日，浙江省国资委领导在杭钢调研时还强调，要企业继续做好员工分流安置工作，稳妥处理遗留问题。

就在本月，武钢集团亦曝出了“裁员6000人”的消息，随后武钢回应称公司并非进行“裁员”，而是对人力资源进行优化。再从今年神华中煤全面降薪、龙煤集团分流10万员工、潞安集团要求员工停薪留职和内部休假等事件来看，由于企业效益低迷，员工安置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特别在一些老牌的国有企业，庞大人力成本更是成为发展的“包袱”。

而要治理产能过剩，势必意味着工作岗位的减少、失业员工的增加。这就带来新的社会经济问题，这些企业职工如何分流安置?失业职工怎样再就业?

有业内人士甚至断言：产能过剩或引发第三次失业高峰。

前车之鉴可参照美国的经历：1980年美国经济遭遇石油危机重创，通货膨胀率高达12%，失业率达6.3%，而实际GDP增长不足1.3%，个人消费能力受到较大侵蚀;钢铁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当时的里根政府通过加息和货币供应收缩对抗通胀导致投资缩减，引发过剩产能行业的企业破产或重组。据1982年4月23日《财富》杂志记载：1982年初至9月底，有17000多家企业倒闭，失业率由1981年的7.5%，上升到了1982年的9.6%，失业人数突破了1100万。

目前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曲玥的测算，工业产能过剩对应的冗余就业数量达到了2700万人左右，而这些人更多是由受教育程度较低、工资待遇较差的脆弱群体构成。所以，在化解产能过剩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必须防范相应的就业风险。

不仅如此，一些产能过剩的企业，多是地方政府支柱企业，不仅为地方政府贡献财政税收，在银行也有着较高的债务，钢铁煤炭企业的负债率动辄超过70%。如果这些企业要进行破产，又面临着地方税收减少、银行债务“悬空”等金融风险。

其中，资源型城市或成为此轮“去产能”引发的经济、财政下跌的急先锋。山西119个县市区中，主要产煤县超过80个，八成县级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煤焦行业。1~11月份，全省地方财政收入完成1762.03亿元，其中，全省地方税收下降2.67%，其中增值税下降14.1%、营业税增长1.37%、企业所得税下降4.38%。

关系到民生底线问题。有专家就表示，保障民生离不开增加就业，而结构性调整和深化改革则是从根本上做政策托底。

显然，解决一项问题的同时，又伴生着面临更多的经济问题。所以，化解产能过剩，必定是一场攻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