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支出总额超20万亿 你怎么看？

【中国经营网综合报道】公款就是纳税人的钱。目前中国五级政府的年度公共支出规模已经超过20多万亿元人民，占GDP的1/3以上。如此巨大且仍在不断增长的公款，支撑了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公共部门，包括“五大班子”和多达2000多万“吃皇粮的人口”，比某些中等国家的全部人口还要多。那么，巨额政府支出是否正常合理呢?

据网易财经报道，在持续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下，中国五级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早已从当年的贫困政府，一跃变成如今世界各大国中唯一“不差钱的政府”。然而，“不差钱的政府”和“有治理能力的政府”完全是两个不同概念，与“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也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因此，公款和公款管理不仅攸关公共部门生死存亡，也攸关国家和政府的治理能力。

在全球化背景下，有的是钱花但却无力应对棘手经济社会挑战的国家，包括环境灾难、老龄化、腐败与垄断、地区差距与财富分配两极分化、伦理道德和公共价值观建设，特别是不能以合理成本向公民交付最低标准的基本公共服务，将被广泛地视为治理上的低能儿。

实际上，公共利益的主要表达机制就是公款和公款管理。支撑公民生活质量、社会繁荣和经济增长的所有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从治安到消防、从医疗到养老、从公路到公园、从法律到国防、从基础研究到太空探索，无不依赖于公款与公款管理——涵盖公款的获取、分配和使用。

公款管理的这三个关键方面必须严格遵从法律，而法律必须体现公民的意志，因为公共资金是纳税人的钱，不是政府或公共官员的钱。那些公款管理方面的法律残缺不全和执法不良的国家，不可能是真正的法治国家。法治国家最有可能在公款管理方面生根萌芽。

不过，尽管事关重大，管理好公款对于任何国家和政府都是严峻考验。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政府拿走公民的钱易，管好纳税人的钱难。王朝时代中，统治者拿走人民钱财的能力和意愿，总是远远高于花好这些钱财的能力和意愿，而且越是朝代末期，这个著名的“财政剪刀差”张开得越大，最终将王朝送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中国历史上一再演绎的王朝周期律，就内因而言，其背后的主要驱动力量就是财政剪刀差。唐朝贤相魏征用“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恰当地表达了财政剪刀差的惊人力量。

公款管理之难，难在委托代理和免费午餐。公款由全体纳税人负担，但公款管理(获取、配置和使用)只能委托给人数相对较少的代理人——政府和公共官员，由此形成现代民主治理背景下的委托代理关系：作为委托人的公民(纳税人)和作为代理人的政府。

千真万确的是：公民利益与政府利益间的不一致无处不在，甚至可能发展为冲突和对抗的形式。这在公款与公款管理方面最为明显：公民期待政府较少收税、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最优地交付公共服务。相比之下，政府和机构更关注预算最大化;节约成本和高质量地交付服务，意味着官员必须高度节制人性的弱点(包括追求自己的舒适和享受)，而这种节制着实勉为其难。

委托代理关系之所以成为棘手问题，还在于公民很难监督政府与官员的所作所为，包括公款究竟有多少、花在何处、结果如何、谁在制定支出决策、哪些人得到的支出利益最大或最少、谁应承担责任。在法治不足、法律残缺和保密之风盛行的环境下，掌权者更有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来使公款服务于狭隘(包括部门)利益而不是大众利益。

即使有参与公款管理的渠道和机会，许多公民也可能欠缺参与的意愿，他们宁愿选择搭便车(free-ridding)而不是积极参与公款管理。加上其他原因，完全可以说：公款管理提出了民主治理和法治国家建设中，最为深刻和艰难的问题!

对于代理人(掌权者)而言，委托代理问题意味着他们有足够的动机和机会，将严肃、崇高、神圣的公款管理变异为“成本社会化、收益私人化”的财政游戏，一种要么忽视、要么漠视纳税人财政负担的游戏。这种游戏通常相对隐蔽、不易察觉，但很狡猾也很猖獗。财政监督本质上就是“猫鼠游戏”。由于种种原因——包括信息不对称，猫获胜的概率比老鼠低得多。

中国税制的间接税主体、非税收入、“土地财政”和政府债务融资的结合，使得转嫁财政成本的游戏变得非常容易。某些官员经常对“人民”和“公共利益”念念有词，但他们真的在乎那些每天为政府埋单的芸芸众生的负担吗?政治的虚伪性，莫过于此。

不得不提及的是，如若没有对纳税人的敬畏，便不会有对人民的真正敬畏;如若没有对公款的敬畏，便不会有对纳税人的真正敬畏;如若没有对预算制度的敬畏，便不会有对公款的敬畏。理由简单有力：虽然公款管理依赖于许多相关制度安排，但就其实质重要性而言，预算制度最为紧要。

中国财政制度的最大软肋、政治制度的主要软肋之一，集中体现在预算制度上。当制度预算无力约束和引导政府管理好公款时，不可能指望其他制度安排能够修补、更不用说取而代之了。（编辑：姜小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