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一轮增长要靠人口红利转换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趋势性放缓已经成为共识。大多数观点也认可经济高增长之后的“换挡”是一种必然趋势。根据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统计，二战后连续25年以上保持7%以上高增长的经济体只有不到十个国家，这些国家都是小国，而其余经济体在经历过20年的发展后均开始减速，并且有些国家甚至出现了大幅减速。所以，中国经济当前的增速放缓至7.5%左右既是客观的，也是合理的。

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表明，一个国家过去成功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为未来的经济增长买下成功保险。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有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丰裕而廉价的劳动力，但人口老龄化等人口结构的变化让这种优势并不可持续，中国必须转换动力。

根本而言，从利用人口结构变动所带来的人口红利，转向重视利用人力资本来推动经济增长，是国家发展动力机制的变化，是国家发展方式的进一步升级。当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离中国渐行渐远的时候，中国必须转向“人力资本红利”的再创造，推动经济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变。

从未来趋势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的劳动力供给的变化、由政策和人口结构导致的储蓄率变化，以及由劳动力再配置格局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都会出现变化。一直以来，“人口红利”都被认为是造就“中国经济增长奇迹” 的重要源泉。据世行估计，“人口红利”的结构性优势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30%以上。随着人口结构转变的完成，长期以来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人口红利”开始衰减。未来十年中国的“人口红利”优势将会逐步衰减，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劳动力成本提升，整体经济进入了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这也就预示着现代工业部门已经不能再用“不变工资制”来吸收“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动下逐步回补，这样工业部门的利润有可能越来越薄，资本形成的增长将会有一定程度的放缓，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减少，中国GDP潜在增长率将出现趋势性下降。

当前，中国正处于“人口红利”下降的通道之中。首先是总体劳动力人口的下降。2013年人口增长4.92‰，劳动人口降244万，这是继2011年中国劳动人口比重十年来首次下降后的连续三年下降，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的历史拐点，劳动力供给格局开始发生转变。其次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农村还能再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量的数量已经不是那么多了。再次，是中国老龄化程度，中国第6次人口普查人口老龄率为8.9%，2013年老年人口数量突破2亿大关，达到2.02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4.8%。老年抚养比从2012年的20.66%上升到2013年的21.58%，推动社会总抚养比从2012年的44.62%上升到2013年的45.94%。预计在2025年之前，老年人口每年将增长100万人。与此同时，随着“人口红利”衰竭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将会放缓。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将由加速阶段转变为减速阶段，有预测表明，未来城镇化平均每年提高的速度保持在0.8~1个百分点左右，很难再现“九五”“十五”期间每年1.35 ~1.45个百分点的增幅。

中国“人口红利”创造经济增长的机制还处于低级阶段。其实，“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因素。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国家都无法回避老龄化本身这一客观的历史必然。随着人口结构转变的完成，这种特殊的增长因素最终要消失殆尽，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而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的资本积累现状将不复存在。

那么中国到底如何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呢？一般而言，“人口红利”向“经济增长红利”转化通过四种机制：首先，劳动力数量增长让社会总产出更低廉、更丰富；其次，劳动力的流动和资源配置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再次，有关改善劳动力的一系列投资，包括让劳动者再教育、人力资本培训，从而刺激投资和消费的需求；最后，劳动力和资本组合的优化，让劳动力升级可持续。

然而，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只通过前两种机制发生作用。长期以来，中国由于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和廉价的劳动力，企业得以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优势，实现了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增长。与此同时，也形成了过分依赖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随着中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经济重心将实现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一般制造业到高科技先进制造业的转换，整个社会对从事单纯物质产品生产的劳动者的需求量相对减少，而对人力资本、R&D 等知识资本的需求增大。因此，中国就长期而言，必须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改革现行“面向升学”，而不是“面向市场”的教育模式。未来必须改变忽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专科教育，偏重高学历教育的失衡现状。

根本而言，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前提条件是要先实现劳动力结构的升级，包括进行大规模的农民工培训和素质提高工作。以及注重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以适合未来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即经济增长与就业匹配之外，还要实现劳动力升级与转型匹配，真正从“人口红利”转向“人力资本红利”，让经济步入新一轮高质量的增长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