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千亿补贴之困

张英英、吴可仲

可再生能源千亿补贴难题有望得到缓解。

财政部发布的《关于2019年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的说明》显示，2019年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预算数为835亿元，比2018年执行数增加48.9亿元，增长6.2%；2019年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支出预算数为866.1亿元，比2018年执行数增加27.22亿元，增长3.2%。

此外，延续了7年的可再生能源补贴目录发放机制或将成为历史。近日，有消息称，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就《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及《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两份文件征求意见。按照征求意见稿，国家将不再发布可再生能源补贴目录，所有可再生能源项目通过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平台填报电价附加申请信息，并由电网企业根据财政部等部门确定的原则，依照项目类型、并网时间、技术水平等条件，确定符合电价附加的项目名单和补助资金拨付顺序。

10月11日，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中心副主任陶冶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上述政策落地，对于未进入前7批补贴目录的更大体量的项目将直接受益，对于项目经济性和企业现金流的改善都具有一定意义。同时，未来绿证配合消纳责任权重在解决补贴缺口方面也将发挥重要作用。当然，要发挥绿证更大作用，有效扩大绿证交易量，就需要降低绿证交易门槛。

欠补之痛

过去几年，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水涨船高”，相应的补贴资金缺口也如滚雪球般持续增长。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缺口已超过1400亿元。

千亿补贴拖欠压力之下，堪称光伏行业第三次危机的2018年“5·31”新政出台，迅速冷却2014-2017年以来一路高歌猛进的火热市场。在补贴降低、规模指标压缩的影响下，以拥有电站重资产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压力暴增，宛如咽喉紧扼。

据记者统计，2018年，在26家光伏上市企业中，超六成企业的业绩同比出现降低或亏损，多家企业的业绩下滑幅度超300%，企业商誉减值、资产减值和存货减值等情况屡见不鲜。

另外，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在“5·31”新政之后光伏电站交易开始活跃。企业纷纷抛售电站资产断臂求生，承受压力之重不言而喻。据《2019中国光伏电站资产交易白皮书》不完全统计，2018年上半年中国光伏电站资产交易容量为50MW，较前两年保持稳定，下半年则陡增至1295MW。

由于可再生能源补贴长期拖欠、融资成本高企及高负债运行等问题，加上 “5·31”新政的重创，曾经重资产运营的协鑫新能源（00451.HK）于2018年以来便开始战略转型，向“开发-建设-合作-运维”轻资产及售后管理服务输出的经营模式转变。在频繁抛售电站基础上，协鑫新能源在2019年6月还酝酿转让51%股权给华能集团。

民营企业之外，带有国资“基因”的熊猫绿能（00686.HK）也未能独善其身。

为偿还债务及改善经营现金流，熊猫绿能从2018年以来“自救”动作接连不断。以2019年下半年为例，熊猫绿能率先拟引入北京能源集团作为股东，后又密集抛售电站资产。9月初，公司密集发布公告，拟以1.985亿元向招联绿昌新能源及山西丝路电力亏损出售招联绿昭及招联绿奕全部股权，还要作价2.39亿元出售山西神池两个风能发电站95%股权。

在业内人士看来，上述两家企业转让资产的背后，正是由于可再生能源补贴迟迟没有兑现。截至2019年6月30日，协鑫新能源电价补贴应收账款总计88.11亿元，熊猫绿能电价补贴应收账款总计37.63亿元。

2019年，风电、光伏发电快速过渡到竞价和平价时代，而多数民营企业却开启了“紧衣缩食”过日子模式。其中，部分民营光伏企业放慢电站扩张步伐，与此同时国资企业则反而乘势加码新能源。

风电龙头金风科技（002202.SZ、02208.HK）的一位员工曾向记者透露，公司不仅压缩一定比例的经营成本，还有可能出售电场融资回笼资金。从金风科技2019年上半年业绩也可以看出，公司业绩表现为增收不增利，其中营业收入157.33亿元，同比增长42.65%；净利润11.84亿元，同比下滑22.58%。

由于电价、可再生能源补贴等方面存在重大不确定性，10月9日晚间，中闽能源发布公告称，放弃对木垒大石头200MW风电项目的投资，放弃对中闽（木垒）风电有限公司8500万元出资额的出资。

此外，从智汇光伏统计的2019年光伏竞价和平价项目前十家企业名单中也可以发现，民企获得指标规模6200MW，国企获得7613MW，全球第二大光伏电站运营商协鑫新能源却排在了第12位。

北控清洁能源的一位项目开发负责人告诉记者，受电价下调的因素影响，风电行业抢装潮再现，并且几家大国企都在各地争抢新能源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