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败与分流：中、欧跨世纪竞逐（上）

公元1850年之后，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和欧洲的国家财政、战争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与一个世纪以前已经截然不同了。

中国“低税收，高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平衡模式难以为继，取而代之的，是以筹集军费为目标的高税收财政体制。筹集到的军费，一方面用于扑灭19世纪中期国内此起彼伏的叛乱（编按：即农民起义），另一方面用于加强军备，抵抗外侮。

因此之故，中国政府投资于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比起一个世纪以前大大降低。就像更早期的欧洲国家一样，1850年之后的中国，也开始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作为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并提高了政府垄断的食盐销售价格。

清政府敛财能力加强

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个年代的欧洲各国不再专注于代价高昂的战争。在此之前，正是这些纷至沓来的战争导致了国家财政急剧膨胀。随着战争开支的减少，欧洲各国开始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

19世纪40至50年代，贯穿欧洲大陆的铁路动工建造；19世纪后半期，欧洲各国又陆续建立污水处理系统、埋设下水管道、铺筑城市路面、安装路灯等等，以提升城市的形象和宜居程度。在增加公共产品供给的同时，欧洲人还完成了从18世纪就逐渐起步的向自由贸易的转变。

这些转变有的是发生在一国之内，有的则是各个国家协同完成。1847年，英国单方面地废止了“谷物法”（编按：一种于1815年至1846年间强制实施的进口关税，借以“保护”英国农夫及地主免受来自生产成本较低廉的外国所进口谷物的竞争）；1860年，英国和法国签订了一份重要的贸易条约。

中国和欧洲财政制度的这些变化，都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后，并未对工业革命本身的发生起到助推作用。然而，19世纪下半期的中国，完全有可能在调动资源、促进经济方面做得更好一些。因为与18世纪相比，当时的中国政府能够获取到更多的国家收入。

但1895年之后税收的大幅度增加，其实是列强逼迫下的无奈之举。增加的那些财政收入，也大多用作了战争赔款。近代早期欧洲的军费开支，很难直接地、正面地推动经济发展。同样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战争赔款，也几乎不可能成为当时中国经济的催化剂。

1849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为白银4259万两，其中77%来自农业和贸易盈余。36年后（1895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到了白银7700万两，其中征自贸易的税款达到了此前的4倍。据日本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学者滨下武志研究，从18世纪2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清雍正至道光年间），中国政府的开支保持在白银3000万两至4000万两之间，然而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同治至光绪中期），这笔开支迅速地翻了一番，达到白银7000万至8000万两。

传统的观点认为，此时的中国积贫积弱。但一个真正积贫积弱的国家，不可能使收入和开支都增加得如此之快，它反映出一个更重要的变化，即这个国家已有能力筹措远远超出此前预期的收入。尽管许多时候仍然是入不敷出，但它显然具备了应对外国挑战的财政实力。

这些新增的财政收入，相当一大部分来自海关。除了为外国贷款做担保之外（贷款主要用于平息1876年发生在中国西北部的回民叛乱），海关税收在19世纪80年代还用于修建铁路。中央政府对于海关税收越来越严格的控制，说明它正在不断提升进行基础制度建设的能力。只要我们不再紧盯着19世纪末清政府救亡图存的失败，而是与18世纪时的清政府进行比较，就不能不看到它在财政能力方面的长足进步。

1911年，也就是清帝国的最后一年，清廷的财政收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3亿200万两白银。其中，农业税从原来的白银3000万两增加到5000万两，贸易税达到了2亿700万两，其余的4500万两则来自各种杂项收入。晚清政府在许多方面都显得疲弱不堪，但敛财的能力却绝不在此之列。

不幸的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赔款，几乎相当于朝廷一整年的收入，而1900年拳乱（编按：即义和团运动）之后的庚子赔款，更高达甲午战争赔款的1到1.5倍。由此可见，让中国的财政状况岌岌可危，最后陷入绝境的，其实是付给列强的巨额战争赔款。

中日欧逆转“命门”何在？

假若中国未曾背负如此沉重的国际债务，并将新增的国家收入用于发展经济，结局会是怎样呢？是否有一些迹象可以证明，当时的清政府完全有可能更加有效地利用这笔资金？

通常来说，人们会将19世纪末中国工业化的失败，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相比较，但这样的比较往往会掺入一些历史的后见之明，或多或少地将20世纪中期中日经济发展的差异投射到19世纪。如果有更多的资金作为后盾，清廷就能有效地推动一场经济变革，而研究者们倘能认真地评估当时的中国朝野事实上都做了些什么，那么最终得出的结论会积极和正面得多。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历史系教授本杰明·艾尔曼，对于中国科学和技术演变历程的研究，涉及了19世纪末期的一些变化。他认为：中国学术中对于自然界进行探究的传统，在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与西方的自然科学交融在一起。不论是作为政府官员后备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士人阶级，还是学识有限的普通工匠，都对来自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日本却是在十多年之后才发展到类似的程度。为了获取消化和发展舶来技术的经验，日本官员还专门考察过中国的兵工厂和造船厂。

日本经济思想史家泰萨·莫里斯-铃木发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日本曾通过许多地方性的学术群体来传播技术和知识，而中国的省级地方政府，也曾试图在其所辖的县份，建立类似的知识共同体。我们更加直接地搜寻19世纪的证据就会发现，以往人们深信不疑的“日本人比中国人更加坚定和努力地推动经济发展”的结论，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19世纪末期，尽管中国已不能像日本那样全力以赴拼经济，地方官员所掌握的财权却比以往更大了。我们可以设想，假如中国所面对的外部威胁减弱一些，中国人可能会付出更多的努力去争取增长经济。反过来说，若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少一些，中国也可能会继续保持那种长期延续的财政平衡，既没有机会也没有足够的压力，去开启一个脱胎换骨的转变历程。

当中国皇帝将越来越多的钱花在打仗上（或者是用作战争赔款），欧洲大陆的国家却在想方设法地加大对经济的投入。当然，英国是一个例外，因为高税收是这个帝国得以存续的重要条件。但英国的人均收入相当高，它既可以供养全世界最庞大的海军，也可以拿出足够的钱投资于公共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