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全球货币收紧带来的金融资产大幅波动风险

近期，全球股市开启了一轮“暴跌”模式，从美国、日本、欧洲到中国香港、A股，道琼斯指数、日经225指数、英国富时100、德国DAX30、恒生指数、深证成指等全球主要股指均出现了近年来少有的单日大幅下跌情况，部分指数单日跌幅甚至排到了历史前列。毫无疑问，以收紧货币导致的全球风险资产高频波动将成为2018年的主线。

表面上看，全球风险资产大幅回调原因在于股票市场在金融危机后的8年时间处于一轮大牛市，相对价格即估值已处于较高水平，投资者因担心估值过高而在某一时点集中抛售。数据显示，美国CBOE波动性指数（VIX）也就是“恐慌指数”，2月5日达38.80的高点，创了2015年8月以来的新高。不仅如此，当前美股市盈率达32，已超过2007年金融危机前，处于历史第三高位，仅次于2000年互联网泡沫和1929年大衰退前。

从根本上看，大幅调整的原因在于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已接近尾声，近期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触及了2.88%，创了四年以来的新高。随着美国加息缩表政策的深入，未来10年美债收益率很可能突破2013年末的高点。当然，美国加息缩表甚至减税政策落地并不是新鲜事，市场也是早有预期的，但近期才在资本市场上充分反应是多重合力的结果。好比温水煮青蛙，开始水温不是很热的时候青蛙感受并不明显，在加息缩表启动之初美股仍涨势凌厉，但当前水温正在逐渐超过青蛙承受能力，全球风险资产随即开启了大幅波动的模式。

更深层次，当前美国的宏观政策存在“既要经济增长、减税、缓解贸易逆差，又要加息缩表、股市上涨、资本回流”，但这其中是存在矛盾的，实现难度非常大，可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首先，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希望美国在全球的制造业回流美国本土，而美国失业率2018年1月处于4.1%的历史低点，工业产能利用率2017年末达77.5%，已接近金融危机爆发前80%左右高点，证明国内生产能力已基本处于饱和状态。美国消费需求需通过进口来满足，而弱美元政策会让美国进口花费更多成本，导致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数据显示，美国2017年11月贸易逆差已达505亿美元，且上几个月基本处于逆差近500亿美元水平。

其次，特朗普推崇贸易保护主义，希望加大对美国贸易逆差国的制裁措施减少进口鼓励出口，并采取弱美元政策刺激出口，姑且不说短期存在全球贸易摩擦加大和“J曲线”效应，中长期而言减税政策的落地会刺激需求，国内产能不足又限制进口会直接对通胀水平形成正向刺激作用，通胀回升则会加快美国加息缩表的速度。

最后，美国的弱美元政策会导致以美元计价的资产遭到其他国家减持，近期美债收益率的上涨就是直接体现，而美债收益率上升会直接提升美国企业和政府的融资成本。但美国属负债型政府，政府举债幅度当前已处历史高位，融资成本的提升又会大幅提升美国的财政支出。同时，美国还提出要加大基建投入拉动经济，这更会增加短期财政承受能力，并进一步恶化美元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