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监会整治市场乱象：严查异地非持牌机构

监管部门整治银行业乱象的步伐仍在继续，除影子银行、公司治理等领域外，违法违规展业也被列入2018年重点整治范围。对异地非持牌机构众多的城商行来讲，这无疑是一种考验。

日前，据媒体报道，监管部门准备开始就城商行异地非持牌机构情况开展调研，主要包括上述机构基本情况、主要风险和问题、已采取措施以及下一步工作安排等。

随着监管部门对异地非持牌机构清查、规范的推进，城商行“大城市之行”是否就此结束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随之而来的，还涉及到众多城商行组织架构的变动和业务范围的调整，其业务管理模式或迎来新的变局。

异地发展的困境

“近年来城商行迅速发展壮大，资金有一些沉淀，为了让资金得到更好的运用，城商行有寻求更广阔市场的意愿。”某大型银行管理人士直言。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上海等地出现了很多城商行办事处等类似机构。

而银监会下发的《进一步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通知》，将未经批准设立并从事业务活动的分支机构、网点，包括异地事业部、业务部、管理部、代表处、办事处、业务中心、客户中心、经营团队等，视为违规，这对城商行来讲或将带来不小的冲击。

“从做业务的角度讲，还是在北京或上海的机会更多。” 一位城商行金融市场部客户经理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虽然我们刚出来的时候也很难做，很多金融机构都有稳定的合作银行，根本看不上我们这些小银行。而且我们在大城市没有分行机构，很多企业、金融机构不信任我们。但是通过几年的努力，我们接了很多单子，跟很多机构建立了友好的关系，现在工作开展得也顺利一些了。”

“如果撤回地方总行，那么同业业务沟通交易的成本就会增加，同业、理财、金融市场业务等都将受到较大影响。”该客户经理表示。

“如果被‘清理’回原籍，人员的安排也是大事。”某城商行人士告诉记者，“总行很多部门都搬到了北京、上海，而且这几年一直在异地招聘，如果回到地方总行恐怕连工位都不够用了。”

据悉，一家城商行接连几年都在异地大规模招聘，2017年下半年通过层层选拔，招聘了30多名国内外顶尖高校的应届毕业生。招聘公告明确显示，面试及工作地点为北京、上海。而目前，该行并没有取得异地开设分行的资格。

“我们倒是很想回到地方总行，因为家人都在地方城市，孩子也还小，平时照顾不到。但是新招聘来的大学生可能不愿意到地方去工作，如果真的‘撤回’了，应该会造成很多人才的流失。”某城商行北京办事处内部人士表示。

“现在监管越来越严，不仅是异地办事处需要规范，而且就连地方总行及分支机构的日子也不好过。”上述城商行另一位信贷客户经理表示，“目前资金紧张，各种通道都堵死了，贷款的规模也很紧张。现在可能连领导都很迷茫，每年这个时候该开总结大会以及部署来年的工作计划了，但今年一直未能成行，可能领导层也在思考接下来的路到底该怎么走。”

业务模式有待规范

正如上述城商行金融市场部客户经理所说，“我们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做资金业务也是很不容易的，刚开始甚至很多业务根本就不挣钱，但是为了开拓这片市场、为了能在资本高度聚集的一线城市有长足的发展，必须先‘混个脸熟’。所以，很长一段时间这种‘驻外’部门就是行里赔钱的部门。”

“首先，金融街或财富中心这些金融机构聚集的地方租金价格不菲；其次，这么多业务人员都是从地方派过来的，衣食住行也是很大的支出；再次，大城市市场成熟，小银行有先天的弱势，外地来的小银行要想在此分一杯羹谈何容易。”该客户经理表示。

上述客户经理在本行所在的北京、上海办事处都工作过几年。他认为，从监管部门和总行角度而言，规范异地机构是应该的，只有形成良好的市场秩序和竞争合作环境，他们的业务才会更加规范、风险才会得到有效的控制。“理解监管部门的做法，同时也不希望‘一刀切’，建议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充分满足中小银行发展的需求。”他坦言。

“受空间距离影响，对异地机构的管控力度、频度往往低于本地机构，内控有效性难以保证。”某地方监管部门人士表示，“对促发展而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是平衡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金融供给，平衡地区间的资金供给规模和价格。异地非持牌机构大部分设在经济发达城市，客户大部分是发达地区的企业或同业机构，而大部分资金来源依赖总行的支持，也就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存款。这种业务的大规模开展，与促进全面发展的目标是相悖的。”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很多城商行在北京、上海的‘分支机构’大多是在做资金业务，业务的标的、基础资产在外地，而这些银行在当地没有分支机构，对很多情况并不了解，所以这其中潜藏着很多风险。”

在鲁政委看来，“对于城商行、农商行而言，应坚持的定位是扎根当地，与地方经济融合发展，服务当地中小微企业、零售以及三农领域等。目前看这些领域还有很多空白和值得深耕的地方，做好了这些，城商行就能有长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