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松管制才能激活创新

1981年1月，年届70高龄的里根就任美国第49届总统，他所接手的美国正遭受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其上任前的1979和1980年，GDP增长分别是11.7%和8.8%，这是美国连续4年两位数增长后的首次破10%;更糟糕的是，高增速滑落背后还有高通胀的加速，1979年和1980年美国的CPI指数分别高达11.3%和13.5%。

上任伊始，里根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振兴措施，包括削减政府预算以减少社会福利开支，控制货币供给量以降低通货膨胀，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以刺激投资，放宽企业管理规章条例以减少生产成本。最终，1981年在CPI指数降到10.3%的基础上GDP增长了12.2%，此后的美国连续20多年都保持了低通胀下的中速增长。而在里根的任期内，所有经济阶层的收入也都得到了提高，即使最底层的贫穷人口收入也提升了6%。

里根的一系列经济措施被学界命名为“里根经济学”。而在所谓“里根经济学”的背后实际上是“供给学派”经济学理论在政策中的真正实践。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相反，“供给学派”强调的是“供给”与“需求”关系中的“供给”一方，即“供给创造自身的需求”。

“供给学派”认为，经济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是为了谋取报酬和利润，对报酬的刺激能够影响个人和企业的经济行为。自由市场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因此只有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的因素才可以让经济恢复增长。

无独有偶。我们国家也正在进行“供给侧改革”，也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求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对于“供给侧改革”的官方解释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其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政策手段上，包括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等。

里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削减政府开支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降低通货膨胀率;通过减税和加速企业折旧，以及改革一系列有碍于生产的规章制度，为企业经营者提供宽松的环境和市场自由竞争的政策空间，调动企业经营者和投资者各方面的积极性，摆脱经济停滞和膨胀，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当年的美国从凯恩斯的刺激需求理论最终通过供给管理走出了泥潭。如今我们也从“三驾马车”转向了“供给侧改革”。两者的经济背景也如出一辙，此前都迷信凯恩斯的需求理论，认为需求可以创造供给。

然而，适当的需求管理可以熨平经济波动，但过多的需求刺激则最终会引发通胀和过剩产能。

“供给侧改革”能否及时见效?关键还是在各级政府的执行上，我们需要看各级地方政府能否真正简政放权和放松管制。因为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是力主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

“供给学派”认为政府干预不仅会破坏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机制，而且往往由于干预不当而损害经济中的供给力量，他们批评凯恩斯主义的政府调节政策以充分就业为首要目标，虽然可以从需求方面短期刺激经济增长，但在供给方面的长期增长因素却遭到了破坏。

因此“供给学派”宣扬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自由的经营活动是促进生产、增加供给的关键因素，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企业家施展才能的关键因素，在市场机制的充分作用下，各种经济变量都能自动趋于均衡，保证经济长期地稳定发展。

事实上，“供给侧改革”在我们国内的经济发展早有案例可循。

1995年，深圳市政府列出十多家公司准备培养成百亿产值的企业，结果十年后只有一家上榜，排名靠前的都是没有得到扶持的后起之秀。如今的深圳更涌现出来华为、大疆等一大批创新型企业。原因无它，只因深圳市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相对更少而已。

资本市场也是这样，得到“慈父”般监管的资本市场反而波动巨大，各种欺诈和操纵行为层出不穷。随着注册制的逐步落实，监管层必须加快自身的角色转换才能换来资本市场长期的平稳健康发展。

如今的互联网金融发展如火如荼，又何尝不是与监管层对新兴事物的管制相对较少有关?企业的创新需要宽松的环境，管制放松既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一环，也是激活企业创新力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