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崛起 引领区域变革

近代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城市的崛起，带动了长江三角洲各地间人口的流动，启发了民智，也加强了彼此的文化教育联系，是推动核心经济圈形成的重要因素。

受上海的辐射和影响，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习俗的演变更趋明显。“重农务本”之类观念退居一旁，商品经济的意识越来越浓。

青壮男女 涌入城市

20世纪初，受“实业救国”思潮和清政府鼓励工商政策的推动，同时外资在华经济扩张加速，中国民族工商业和近代城市经济有明显发展。与原先因战乱涌入城市而呈现潮汐形态的人口升降不同，这一时期进入城市谋生的人口有持续增加的态势。

据估计，1933年上海工人总数为35万人，比甲午战争前增加8.5倍，而同期上海城市总人口由90万人增至340万人，增长幅度不到3倍，足见工人的增速更快。流入上海的农村人口之多，远非中国其他城市可比，大都市相对较多的谋生途径，驱使众多贫困或走投无路的内地人，尤其是破了产的农民前来进厂打工，或当码头装卸工人、人力车夫。1929年上海纺织业有近20万工人，大多数纺织女工是来自外地的农村妇女。尽管这些男男女女们来到后生活境遇仍很困窘，但比起在家乡时，总算多少有所好转。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上海的工厂职工已增至近50万人，加上商业职工、手工业工人、码头工人、人力车夫等，全市从事工商业及相关行业的人口已有128万上下。他们大部分是外来移民，连同家属在内，成为数百万上海城市人口的主干，其中大部分是青壮年。

与上海郊县农民进城务工者相比，外省来沪人数更多。据1928年统计，上海93家缫丝厂有男、女工合计约9万人。他们的籍贯，尤其是为数更多的纺织女工以长江以北泰州、盐城一带为最多，江南的无锡、苏州及浙江宁波等处人次之，约占总数的80%。宁波虽然也是通商口岸，但因为当地工业不发达，劳动力供给充裕，工资十分低廉，很多人都想去上海谋生。

外资企业也看上了这些外来的廉价劳力。如英商上海电车公司，“工人的来源大多数是从农村中来，按籍贯来说，车务部以苏北人居多，特别是盐城人，其次无锡、苏州、镇江一带的也不少；机务部则以宁波籍为多，还有的是扬州、无锡及安徽籍。”

在近代工业有所发展的苏南地区，20世纪20~40年代，约有15%~20%的无锡农村劳力在上海和无锡城区就业，从城市寄回农村的现金，约占农村纯收入的8%~12%。邻近无锡的宜兴县乡村，也有不少人入城进工厂，全县由农妇变成工人者，可达数千之多。

习俗嬗变 乡村“空巢”

1917年，留学美国的蒋梦麟回到家乡浙江余姚蒋村，看到不少同乡已经到上海谋生去了，村里的老人告诉他：“很多男孩子跑到上海工厂货机械公司当学徒，他们入了新行业，赚钱比以前多，现在村子里种田的人很缺乏。”

人们安土重迁的习惯淡化，众多村民离开乡土流入上海，扩大了商品消费者的队伍，也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市场，给城市经济的增长注入新的活力。他们所在的市郊农村，更多地接受都市文化的辐射，其生活习俗和思想观念，也因此逐渐发生深刻的变化。

因都市对男女工都有吸纳能力，农民离村的运动日益加剧，家庭中传统的团结力量脆弱了，大家庭制崩溃，小家庭起而代之。许多年轻人单身或和妻小搬进城，许久才回家一次，有些人送钱回来给村中的父母，但多半因城市中开销大，家庭负担重，只能留给父母少许钱，于是家庭关系，日渐淡薄。特别是那些能够进城的女工，在家庭中的地位明显提高，有了独立经济收入之后，她们较为主动地适应和融入都市文化的氛围，生活程度提高后，开始重视梳妆，跟从前在农村里比，连容貌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因为工厂不需要缠足的女子，这一陋习也渐次革除了。稍有文化的农家子弟，多不愿继续务农，认为农业是下等的职业，有学问的才是高尚职业，从学校毕业之后，不希望仍回农村，愿意在都市里寻找工作。即使一时找不到合适工作在家闲住，要做些家庭农事也非常勉强。随着村民谋生有多种选择，留在村庄继续务农的大多为年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