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空间在哪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

近年来，我国已经陆续实行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取得一些效果，但继续减税降费的呼声仍然很高。“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是来自最权威部门的最新提法，“更大规模”说明，2019年的减税降费力度，或许要比近年来多次减税降费的力度更大，额度也更大。所以，2019年的减税降费制度值得期待。

当然，也有人疑问，随着近年的不断减税，是不是已经用尽了减税空间，再继续减降，是不是会影响政府正常支出？如果减税更多，出现的缺口，拿什么去弥补？

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后，我国的税收高速增长。1994年，全国税收总额为5126.9亿元，2017年达14.436万亿元，增加了27倍，而1994年到2017年的GDP则增加了16倍。在一些年份，税收增幅是GDP增幅的两倍，而2007年的税收增幅甚至达到让人眩晕的31.1%。税收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巨额财政收入。政府财政收入的充裕丰盈，在历史上也是十分少见的。在前些年税收高度增长的时候，政府支出也大手大脚，大水漫灌，每到年底，各级政府变着花样突击花钱。在任何时代，在任何国家都显得十分稀缺紧张的财政资金，在我国的一段时期内，甚至出现过剩现象，无法花完，这不能不说是一件相当离奇的事情。

我们可以假设，如果税收的增幅与GDP的增幅保持同步，从1994年到2017年，即税收增幅和GDP一样也增加16倍的话，那么，2017年的税收总额就应该是8.72万亿元，而不是14.436万亿元。由此可以大致判断，这增加的5.7万亿元，就是本来可以藏富于民，无须收归国库的财富。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在于，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税收与GDP的增幅保持一致，那么，也就可以保证财政的支出需要。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岁月里，没有发生过可以导致政府支出大规模增加的大规模战争、天灾或经济崩溃事项，所以，政府支出的增幅没有必要大幅度超过GDP的增幅。作为政府支出最主要来源的税收，按照GDP增幅同步增长，就应该能够满足正常支出需要。更何况，在近些年，地方政府举债合法化，一些支出还通过长期债务而不是征税实现，可以一定程度缓解对税收的需求。这种情况下，超过GDP增幅而大幅增加的税收，就可以看作是多余的收入，是应该藏富于民的，是不必征收的，或者说，是可以减下来的。大致看，这部分超额的征收，2017年就有5.7万亿元之多。近来有人主张应该大幅度减税，减税额应该达到5万亿~6万亿元，这种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超过GDP增幅两倍左右的税收，造成政府财政一度极为充裕丰盈，除了大手大脚地花，年底突击花，一些实在花不掉的就沉淀下来。经济学家韦森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他看到一项研究，发现到2018年7月30日，中国政府的财政存款仍在4.5万亿元左右，机关团体存款则达到了28.3万亿元，两项加起来达到了32.8万亿元。这些数字再次证明，近年来的减税并没有完全到位，减税的空间还相当巨大。

以上是从宏观角度看减税空间问题。实际上，从微观层面也可以看出减税的空间所在。由于金税工程的实行，营改增的进行，尤其增值税的征收率已经比当初提高了数十个百分点，几乎可以实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的理想。当初开征增值税的时候，就预计由于征收手段落后，偷税漏税严重，就设计了更高的税率作为应对。现在，征收率上去了，税率就应该降下来。当初税制改革确定“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监管”原则，现在“宽税基”和“严监管”已经实现了，所以，“低税率”和“简税制”就该落实了。2017年国内增值税和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达7.2347万亿元，略超当年税收总额的一半。如果把国内增值税和进口增值税、消费税的税率降低几个百分点，就能够达到万亿元体量的减税目的，当然，能减的不只是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和关税的减税工作已经开始，企业所得税也有继续减降的空间和必要。对于不同税种分别进行减降，将总税额降低数万亿元的空间是存在的。

从税收方面看如此，从支出方面看，也可以看到减税的巨大空间。前些年财政收入猛烈增长，政府收入极为宽裕，造成很多财政资金用于不急之务，而且由于资金宽裕，粗放使用，大水漫灌，造成财政资金的巨大浪费。所以，如果压缩不急之务，裁减冗员，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使用效率，那么，就可以节约大量支出，给减税腾出巨大空间。不过，由于涉及复杂的部门利益，也由于低下的预算管理水平，可想而知，要大刀阔斧压缩不必要的支出，必然要遇到抵触、反抗和障碍，必须要有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精神、勇气和毅力，才能完全实现。也就是说，减税的空间到底有多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政支出和预算改革的决心和效果。如果支出结构不能调整，冗员难以裁撤，预算不能更为精细合理，支出效率无法提高，那么，就会吞噬减税空间，“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就难以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