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欣：基建收缩恰逢其时

近期，国家有关部门对基建投资政策做出调整，引起广泛关注。我们可以以城市轨道交通为例进行讨论。

从微观角度看，近年来各个城市掀起了一轮轨道交通建设热潮，而地铁本身具有项目投资大、综合成本收回时间长等准公益性特点。一些西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财力、债务率以及人口情况并不足以支撑轨道交通建设期的巨大投资和运营客流规模要求，盲目上项目短期虽可拉动地方投资和GDP增长，但线路运营后很可能会带来客流不足、投资成本收回期延长、政府补贴超预算、地方债务违约等诸多风险。

从宏观角度看，近年来以大规模轨道交通建设为主的基建投资虽然短期撑起了经济增长的重任，但背后却带来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近年来虽然采取了地方债务置换的手段避免了违约，但新增债务过大会带来未来潜在风险。当前我国政府总体债务规模并不大，据统计，截至2017年年末，我国政府债务余额为29.95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国债余额13.48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6.47万亿元，我国政府负债率36.2%，比2016年的36.7%有所下降，低于国际社会通用的所谓60%的警戒线。但不容忽视的是一些地方政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假PPP等形式违规举债，这部分债务并未计入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还有一些地方政府承担间接担保或偿还义务的隐性债务也未计算在内，近期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也公开指出“政府债务中最应关注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

如果站在更高的角度看，2018年，我国不仅主动下调了赤字率，更是将近年来发展迅速的铁路投资额小幅下调，各地方政府也开始逐渐淡化或下调投资增速目标。当前政府财政收支矛盾仍较大，随着财政赤字率的首次减少、减税力度的加大以及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财政收敛也是大势所趋，而且当前全国楼市销售已呈现降温态势，开发商的资金链已逐步紧绷，未来土地市场降温也是迟早的事，这样不仅会影响未来地方政府基金性收入，更会增大地方政府还债压力。不仅如此，当前我国金融周期已过定点，未来去杠杆之路仍较为漫长，2018年攻坚战之首为防范金融风险，本次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在市场有效出清之前利率仍有进一步上浮的可能，此时严格控制地方政府投资和债务增速是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因而，2013年以来一直处于20%左右高位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累计同比指标从2017年初开始下降，到2017年末已降至14.93%。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在经济起飞阶段，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较大，民营和外资一般不愿进入，以政府为主的基建投资可大幅降低经济运行综合成本，提高运行效率。比如在人口超过2000万人的超大城市修建地铁不仅可缓解路面交通拥堵，更能节省居民出行时间，北京地铁在2016年之前年均客流同比增速均显著高于年均路网长度同比增速，也就是说每新修建一条地铁都会吸引大量居民乘坐，地铁修建对客流吸引的边际效用是递增的。

从经济起飞阶段转到经济转型阶段，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逐步枯竭，人力成本会大幅提升，传统产业利润率被大幅压缩，而新经济还方心未艾，经济增速会下台阶，城市基础设施也趋向于饱和。此时基建投资边际效用已呈递减状态，因国有部门普遍对资金成本不敏感，继续加大基建投资会将全社会资金资源吸至国有部门，这样不仅会挤占民间投资，更会大幅度影响资金使用效率。所以应将有限的财政收入更多转向减税、支持创新领域，扩大基建投资仅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当做一次性强心剂来使用，而不能作为常规手段频繁使用。

日本在经济转型期就犯了把基建投资作为常规经济刺激手段的错误，上世纪80年代末期楼市泡沫破灭后为扩大总需求，日本政府不断加大基建投资力度。资料显示，1993年日本公共工程的财政支出达到13.7万亿日元历史新高，到2001年公共工程支出规模也维持在10万亿日元以上。巨大的基建投入让日本政府债务率快速走高，2016年日本政府债务/GDP已近200%，带来的结果就是日本财政支出居高不下，全社会消费增速下降，经济增长内生动力迟迟无法转换到新经济上，导致经济转型失败。而韩国在转型期则走了不同的道路，一方面大幅减少基建投入，另一方面加大基础性科技投入，着力培养电子、文化、娱乐等新兴产业，最终实现了成功转型。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为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任务，财政政策必须转向减税、支持创新和重大民生投资领域，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促进新经济发展，减少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而且，在去杠杆周期，基建减速还可降低地方政府新增债务压力，有利于控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总债务余额、有利于防范因地方政府债务加大而导致的金融风险，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已明显观察到上述趋势。因而，当前以轨道交通规划建设门槛提高为标志的全国性基建减速已成为必然，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