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稳健中性”基调再被肯定

3月26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博鳌亚洲论坛“货币政策的‘度’”分论坛上发表的讲话引发了业界的关注。

周小川在论坛上表示，在实施多年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后，本轮政策周期已经接近尾声，即货币政策不再像过去那样宽松。

受访经济界专家认为，周行长的讲话进一步肯定了今年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的基调。短期来看，货币政策仍将稳健中性，并预计央行或将谨慎使用基准利率与准备金率工具，同时将充分运用公开市场操作与创新性流动性投放等政策工具来抬升短期货币市场利率，以实现风险的逐步化解。长期来看，“去杠杆、去泡沫”或将是主旋律，“量价配合”货币政策将会持续。

进一步强调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的基调

周小川在论坛上表示，在实施多年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后，本轮政策周期已经接近尾声，即货币政策不再像过去那样宽松。

他还表示，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自2008年9月起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年下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宣布回到稳健的货币政策。但考虑到全球经济仍复苏乏力，欧洲又发生了主权债危机，其他国家也面临着挑战，因此，我们采取了渐进的方式向稳健的货币政策回归。现阶段，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央行依然面临着许多挑战。但大方向上，大家都意识到了货币政策所面临的局限，是时候考虑如何以及何时退出量化宽松的问题了。

对此，多数受访经济界专家认为，周行长的讲话进一步肯定了今年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的基调。

“周行长的讲话再次强调了今年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的基调。”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向《中国经营报》记者分析称。

在潘向东看来，事实上，从2016年8月份开始，央行开始调整了公开市场操作策略，“锁短放长”抬升短端利率，提高金融机构短期借贷成本。目前外部环境面临着美国加息周期；在内部环境上，“去杠杆”“挤泡沫”和“防风险”仍为主旋律。从央行当前的货币政策操作来看，基本保持了总体稳健，结构性偏紧，同时更加注重宏观审慎监管，保持市场流动性紧平衡的操作特征。

具体来看，央行2016年8月份开始调整了公开市场操作策略：首先，MLF期限被拉长，2016年下半年3个月MLF净投放大幅减少，四季度为0；其次在逆回购方面，央行下半年大幅增加14天和28天的逆回购操作，其中14天逆回购增幅明显，7天逆回购投放量明显收窄。由此“锁短放长”抬升短端利率，提高金融机构短期借贷成本。同时，自2017年春节之后，央行于2月3日全线上调逆回购中标利率10个基点，以提高货币市场利率的资金成本，以抑制资金在金融市场的炒作。

据潘向东分析，从外部环境来看，今年3月中旬，美联储再次宣布加息25个基点，联邦基金利率上调至0.75%~1%，与此同时，美联储官员对于美联储缩表的呼声也日渐提高。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国已开始寻求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逐渐回归货币政策的正常化，进而不可避免地对其他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产生影响。

他同时表示，在国内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在“反周期”政策的干预之下，2009年、2010年下半年、2012年四季度、2014年四季度到2016年下半年至今这一次，已经前前后后经历过5次小周期的回升，但遗憾的是前4次经济反弹的时间持续性不强，均没有扭转经济回落的趋势：2013~2016年，我国年度经济增长分别为7.8%、7.3%、6.9%与6.7%，经济下行幅度逐年收窄。与此同时，经济“新常态”下，除了我国潜在增长率逐渐下滑之外，金融市场稳定性也在降低，波动性加剧，金融风险的积累和释放不断演绎。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通过刺激货币和财政的反“商业周期”政策来抵御经济下滑的边际效果在递减。

方正证券高级宏观分析师杨为敩也对记者表示：“货币政策其实从宽松状态转为偏收紧状态已有一段时间。周行长的讲话夯实了市场对货币政策偏紧的预期。因为有很多投资者认为货币政策收紧可能是短暂现象，可见此番讲话打消了这类投资者对货币政策宽松的幻想。”

另在他看来，中国与美国的货币政策可能都会从紧一段时间，但美国从紧时间会更长，或将延续到2019年。

记者注意到，美联储自2016年12月份宣布加息之后，在2017年3月再次宣布加息，这是美联储时隔三个月后再度加息。此次3月FOMC会议的“点阵图”显示，多数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将加息三次，不过，也有美联储官员认为今年应加息至少四次。

“目前全球货币政策正常化已经是趋势，美联储已经进入加息通道。随着通胀水平稳步回升，日本、欧元区未来也将开始降低量化宽松规模，这意味着全球范围内超宽松的流动性局面开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从全球大环境来讲，中国货币政策不可能继续维持宽松的模式，因为由此引发的资产价格泡沫会影响国内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也对记者表示。

周小川在论坛上也强调，在实施多年的量化宽松之后，许多国家都存在流动性过剩，虽然货币当局已开始收紧流动性，但这也将是个渐进的过程。现阶段，我们应重点强调结构性改革和长期的战略调整，不能过度依赖货币政策，这个信号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