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抓住改革红利 拥抱新科技浪潮

世界经济在减速，中国经济也在减速，当世界经济减速的时候，特别是由发达经济体带动的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不振的情况下，有一个比较常用的解释，或者比较流行的解释：在危机之后，企业针对着危机之前积累起来的巨大的杠杆率、巨大的债务，要进行修复资产负债表的活动，也就是说，在很长的时间内，它只想解决它资产负债表上的烂摊子，而不愿意再进行新的借贷，也不愿意进行新的投资。持这个解释最有名的是学者付朝明，他用上述观点来反思美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次大萧条，也反思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今天持续低迷的宏观经济状况。

当前，世界经济新平衡主要是需求侧的因素，也就是说，无论是长期的人口结构变化的结果，还是金融危机以及欧洲的债务危机等，导致经济没有回到原来发展水平上，总的来说，他们把原因归结到需求侧上，美国的前财政部长、前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明确地说，西方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无一例外就是需求侧不振。

但是中国跟他们不太一样，中国应该从供给侧去看待中国经济的减速，因此上述解释也就不适用。中国经济的减速主要是因为人口在2010年发生了巨大的转折，这个转折直接的表现是劳动年龄人口到达了峰值，从那之后是负增长，接下来还有农民工的负增长。过去很多年，农民工的供给每年增长4%，但2014年只增长了1.3%，去年只增加了0.4%，今年会不会是零？今后会不会是负数？我认为完全有可能。

农民工的新增量也不再是从土地里转移出来的，而是在农村读初中和高中的学生，也就是说，16岁~19岁的这部分农村人口，数量在2014年到达了峰值，去年开始是负增长，农民工的增长速度自然就要下降了。到了进城的人越来越少、而在城市已经打工到40岁以后因为没有得到城市户口还要返乡的人数大于进城人数的时候，农民工劳动力就是负增长，劳动力的供给就会进一步的紧张。无论是人口学家还是经济学家都会批评我，是不是把劳动力这一个生产要素作用过分夸大，我认为没有夸大。首先要承认劳动力供给很重要，因为劳动力供给不足就会导致工资上涨过快，快到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赶不上工资上涨的速度，就意味着单位劳动成本的提高。

如果这种提高速度快于其他的国家、快于其他主要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我们跟它的单位劳动成本差距急剧缩小，就意味着我们在制造业的一个重要优势正在迅速丧失。另外，劳动力是一个变量，下一个变量是人力资本，中国的人力资本过去迅速的改善是靠新成长劳动力的不断加入，因为任何时候年轻人都会比年纪大的人受教育程度更高，而当新增量越来越少的时候，改善存量的速度就放慢了，因此另一个变量人力资本也放慢了提高速度。因为劳动力短缺了，资本过快地替代劳动，造成过高的资本劳动比，面对越来越多的机器、越来越复杂的工作程序，工人应对不了，资本投入后的回报不再像原来那么快了，报酬的递减将会导致资本回报率迅速下降，很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当跟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缩小的时候，当劳动力转移不那么快、资源重新配置速度不那么快的时候，生产力的进入速度也会大幅度下降，这些就是生产函数中所包含的所有变量，所有的变量都变得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因此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是必然下降的。所以，仅仅靠修复资产负债表，靠刺激、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都做不到大幅拉动经济的增长，因为不是需求的问题，而是必须从供给侧来解决。但也正因为不是需求侧的因素，所以我们不需要等，相比于其他国家，我们有更多的机会。

也就是说，当你认识到高回报的时代过去了的时候，你还有一些额外的机会在供给侧，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机会窗口。抓住改革的机会窗口就可以得到改进，现在的改革都是有利于提高劳动参与率，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潜在增长的能力的，改革红利是大于改革成本的，对于一个投资者、创业者来说，可以分享到改革的红利。所以，中国的企业家应该搭上改革的机会和顺风车。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可以显著地降低企业面对的制度性交易费用，同时降低企业的直接生产成本。投资者和企业以及潜在的创业者，现在面临的困难是什么？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交易费用太高，直接生产过程当中的成本太高，改革一般而言一定是会降低这些交易费用和直接成本的。但是，在这个之外，还有一些直接的产业机会和领域机会。举一个例子，户籍制度改革目的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现在的新型城镇化，固然也是一些投资的机会，但是，更主要的是想通过农民工市民化，增加劳动供给，同时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就可以让中国的人口红利稍微延长一点儿，及时探寻到新的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我们把新型城镇化的重点放在人上。当1.7亿已经进城农民工，以及1亿离开农业，还没有进城的农民工变成了亚洲版的中产阶级时，当他们不再是农民式消费模式，变成了城镇居民意义上的消费群体的时候，我们将面临新的投资机会和产业机会。而这个过程也是必然要推进的。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都说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之所以中国到达了一个经济增长减速转折点，也是因为人口正大幅度老龄化。但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是刚刚开始的。过去还是一个缓慢的转向老龄化的阶段，从2010年之后，我们才开始加快了老龄化，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老龄化本身就被称之为第二次人口红利，也就是说，除了老龄可以作为一种人力资源，成为新的储蓄来源之外，老龄产业、健康产业等一系列的产业也会成为一个新的人口红利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