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学派”再出发

二十年前，一批在美国加州不同大学中讲授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中年学者，先后出版了几本专著，对当时国际经济史坛的主流理论及观点进行质疑和批判，并提出了新的见解。

这些学者后来被称为“加州学派”，他们的新见解集中体现在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生于1958年，曾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主任，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因此“大分流”理论也就成了“加州学派”提出的新见的代表。

这些新见提出后，迅速引起国际学界的注意，在赞同和反对的学者之间出现了热烈的争论，持续至今。从开始时主要针对中国和西欧的比较经济史的讨论，演变为题材广泛、涉及全球的，跨地区、跨时代、跨学科的国际大论争。

2010年，在关于“大分流”的论争展开十周年之际，著名经济史学家欧布莱恩发表专文，对此作了一个总结，并对以“大分流”为代表的“加州学派”的观点进行了评价。

到今天，又是八年过去了，是应当再作总结的时候了。因为这是诸多学者都关心的问题。

超越“大分流”

事实上，自“大分流”理论提出后，“加州学派”学者一直没有停止过新的探讨。对于争论中不同的声音，他们都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借以改进自己的研究。2015年8月，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首次在中国（山东济南）举办，前来参会的彭慕兰教授接受中国媒体采访，坦承先前研究的局限性，并表示正在完善“大分流”理论。王国斌和罗森塔尔二人合作的这本《大分流之外》，就是“加州学派”学者进行努力的新成果之一。

本书在一些重要方面，对于先前的“大分流”理论进行了反思和修正。正如本书经作者认可的中文版书名《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英文版书名直译为《大分流之前和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所示，它在研究对象、范围和内容方面，都大大超出了彭慕兰的《大分流》。

首先，彭慕兰的《大分流》强调进行比较研究要重视比较的单位，因此把英格兰和中国的长江三角洲作为比较对象；本书则把欧洲和中国作为比较对象，英格兰只是这项比较的一个特例。

其次，《大分流》一书以及先前的“大分流”讨论所涉及的时间范围，都是近代早期（1600~1900年），而本书认为中国和欧洲的大分流要早得多，不是公元1600年，而是公元1000年。

通过对以往“大分流”理论的修正，本书为欧洲与中国不同的经济变迁模式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本书作者指出，欧洲和亚洲在1000~1500年间的一个重大差别，是欧洲存在众多相互竞争的国家，而亚洲则只有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其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在本地区都无与伦比。

这种状况，对于欧洲和中国的政治、经济演变都具有巨大的作用。尽管在中国和欧洲的历史上，统一与分裂都曾交替地出现，但中国始终沿袭着统一帝国的模式，而欧洲却经历了更多的分裂。旷日持久的战争使欧洲陷于贫穷，这些冲突与竞争却在无意之中催生了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相反，中国在长期的和平与统一中孕育了一个大规模的市场，并从劳动分工中获益。

欧洲直到1750年之后，资本密集型的机器生产才显露出一些优势。在此之前，清代朝廷的经济发展理念乃是全世界各个地区的共识，即重农、薄赋、不干预国内贸易。因此，在以往的中西比较史方面，许多传统观点或者缺乏充分的历史依据。

《大分流之外》一书在研究力量的组织上别具一格。先前“加州学派”学者之间，虽然相互通气、彼此交流，但进行研究时基本上是“单兵作战”。本书的两位作者分别是中国史和欧洲史研究的专家，同时又都受过良好的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训练，所以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眼光，以共同的视野与问题意识切入，识别具有可比性的历史过程，并进行严谨细致的比较。这一点，获得所有书评者的高度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