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商行债市裸泳：“合规”紧箍咒下的雷后余生

编者按/政策调整之际，前一阶段所出现的“裸泳”式问题，镜鉴般摆在金融机构面前。其中，尤以部分中小金融机构在债市的往事为最，其狂飙突进到尴尬撤退，所折射的经济变化令人唏嘘。在回归本源之路上，农商行首先要直面的，似乎仍应该是昨日之事。

2018年夏日的北京，天气闷热，蜻蜓低飞，一场雷阵雨即刻就要到来。

闷热的天气，似乎并不影响酒店包间里的离愁别绪。在北京金融街一间非常体面的餐厅里，一场“告别宴”正在进行，推杯换盏，觥筹交错。

送别宴的主角，是中部某地级市农商行派驻北京的“资管部”负责人许一冉（化名）。过去的几年中，许一冉有大量的“同行”一样也被各个经济欠发达城市的农商行派往北京，他们在过去的几年中，都是各种债券的积极买单者。

那是金融市场钱多、流动性丰沛的时代。“手中有钱”之后，所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商行，由于在本地找不到项目，于是纷纷北上京城，东进上海，南下深圳，而正是在这几年中，中国债市扩容兴盛，各种企业债券寻找买家，于是，这些农商行成为各类公司债券的“大买家”，其中不乏收益率较高的高风险债券。

然而，今时不同往日。2018年1月，原银监会的一纸文件，将所有异地事业部、办事处、代表处、客户中心、经营团队、从事业务活动等，全部纳入“未经批准设立分支机构、网点”的范围，并定义为“违法违规展业”。监管棒喝之下，这些分支机构开始撤回，而许一冉还算是“撤得比较晚的一批人”。

而《中国经营报》记者掌握的情况表明，2017年末，各地农商行在债券市场上的表现，就已经被原银监会“点了名”。那时，已有不少债务逾期事件发生，不少农商行被裹挟其中。

此时的债券市场，早已告别狂欢，各家农商行在各种债务逾期事件中，已经成为主角。而在告别农商行这一积极的大买家之后，企业以债务方式进行融资的空间也被大大压缩。农商行在债券市场中的“裸泳”与“撤退”，只是打开了这个庞大链条上的一个缺口而已。一切，似乎才刚刚开始。

债券“买单者”回撤

2018年1月13日，原银监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通知》（银监发〔2018〕4号文），明确将“未经批准设立分支机构、网点，包括异地事业部、业务部、管理部、代表处、办事处、业务中心、客户中心、经营团队等，并从事业务活动”，定义为“违法违规展业”行为。

“我算是撤得慢的，还有一些事宜需要善后。” 许一冉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他于2014年前后被所在的农商行派往北京开展业务。“当时的情况，就是本地的理财资金不少，有投资回报压力，但是在当地，很少有比较好的项目企业放贷、投资，所以，行里面就让我们来北京，我还有同事被派到了深圳，这些城市项目多。”

在北京的几年时间中，他所做的主要业务，就是通过和各类投资机构合作对外投资，这其中，企业各类债券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当然，我们是委托专业的投资机构做，我们行业内叫‘委外’。锁定一个回报率，确定一个周期，匹配一个结构，这个结构中，企业各类债券的比例比较高，那几年，债券市场也很火。”他说。

于是，他们这一类的农商行，成为了企业各类债券最积极的买单者。然而，差不多四年之后，农商行和债券市场的命运一起，发生了方向性的转折。

“早在2017年的时候很多农商行的异地资管部就开始回撤了。随着2016年的那波震荡，银行损失了不少，而且因为资金部门内部风控岗独立性不够，还有很多调查的案件发生，领导认为‘离行式’的管理模式的风险不易防控，最后就把资管部直接撤回到总部。但是，大多数人不愿意离开当地（派驻地），导致那阵离职的同事非常多。”湖南省邵阳市某农商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实际上，2016年前后，一些风险就有显现。一位券商资管部负责人告诉记者，一些谋求高收益的农商行，较为偏好固定收益类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一旦做起来，“规模就小不了”。

一位马鞍山某农商行工作人员透露，2016年上半年，仅溢价卖出一笔持有不足两年的票面金额3亿元的债券，所得收益就高达1.13亿元，折合年收益率37.66%。“借着这波债市行情的东风，更多的农商行看到了债券业务的丰厚回报，迫不及待地冲进了债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