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粮食收储

编者按/粮仓满，天下安。这是一句中国自古以来为治国者推崇的古训。在中国当代，这句古训的使命与职能，在相当大程度上，由一家名为中储粮的机构承担。

在国家赋予其的职能当中，“应收尽收、敞开收购”是一直以来对外昭示的原则。不过，随着中国开始进入国际粮食大循环体系，以及中国国内粮食领域的市场化，现行的粮食收储制度和执行它的载体中储粮，都面临着一系列的纠结。

市场规律往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粮食收储制度纠结的背后，实际上是中国设定的“国家粮食安全”成本的分担问题，这个庞大的成本，如何在财政、收粮机构、市场企业和种粮农民之间分担，将是一个越来越迫切而且需要解决的命题。

一线调查

舒兰样本：产粮大县有粮难以直卖收储粮库

2017年12月13日，吉林省舒兰市笼罩在一片茫茫白雪中，气温降至入冬以来最低点——零下二十七度，阳光耀眼，但路面上的雪丝毫没有融化的迹象。

长久以来，舒兰都是吉林这个粮食主产区的产粮大县，种粮——卖粮，是当地农民最重要的营生之一。不过，《中国经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当地存在农民很难将粮食直接卖入中储粮基层粮库的情况，不少农民通过粮食经纪人实现卖粮。

由于国家执行保护种粮积极性的政策，因此，作为收储制度的执行者，中储粮以最低保护价，收购粮食。而中储粮的收购价，往往高于市场。且中储粮过去奉行“应收尽收、敞开收购”的原则。

作为中间商出现的粮食经纪人，以较低的市场价格从农民手中收到粮食，再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将粮食卖予中储粮，从中获利。

如此利益格局下，粮食经纪人逐步坐大。中储粮人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粗略估算认为，在舒兰收储的粮食中，九成粮食由经纪人送来。

与此同时，出于对国家储备粮食安全和质量的考虑，国家要求对收储场所进行严格评估，只有评估合格符合标准的仓库，才能进行收储。且须由中储粮、农业发展银行和当地粮食局三方共同确定，这在一定程度上，放慢了粮食收储的进度。

舒兰样本的典型意义在于，政策性、公益性的粮食收储制度，与市场化的粮食经纪人如何匹配，而在其背后，是“国家粮食安全”成本在企业、市场、农民之间如何分担的问题。毕竟在全球粮食大循环的背景下，中国粮食收储制度如何在国家粮食安全的总目标化更具市场化与效率，仍是一个十分重大且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拖了四年的卖粮款

在东北，粮食经纪人已经成为向粮库卖粮的主力军。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农民想要直接卖粮给粮库。一场粮食购销系统的市场化尝试于无声中在民间迅速扩散开来。这种尝试，在相当大程度上提供了一个粮食供销的新可能，不过，与新生事物伴生，总有麻烦到来，购销体系多出一个第三方之后，粮款纠纷的问题出现了。

2017年12月13日早晨，54岁的李桂芝从舒兰市松花江米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松花江米业”）的办公楼走出来，她双手揣在袖子里，小心翼翼地走在结冰的路面上。这一次，她又没要到钱。

“徐荣（松花江米业原法人，实际控制人）没在家，出去找钱了。他姑爷说现在没钱，又给不了卖粮款。”李桂芝眉头紧锁，把手使劲向衣袖中揣了揣，给等在外面同样被拖欠卖粮款的人们说道。

“我们也知道，粮食卖给个人有风险，但是近年来，我们曾几次试图到附近的国有粮库卖粮，但都未成功，后来不得不选择卖给信誉较差的加工厂或者贩子。”李桂芝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说道。

从2013年冬至今，徐荣拖欠李桂芝家13.44万元的卖粮款已经4年。2015年1月时，双方曾在舒兰市人民法院调解，达成协议，约定当月30日前，一次性付清这笔水稻款。

徐荣自称，大约拖欠100户农民卖粮款，总共700多万元。其他被拖欠粮款的农民也收到了同样的调解。但卖粮款至今未兑现。

松花江米业成立于2010年，徐荣任法人，2014年变更为其子徐志军。企业经营范围为玉米、水稻收购和大米生产销售。

在附近的群众看来，过去，徐荣的生意一直做得很好，诚实守信，在本地也是小有名气。

在舒兰，多数加工厂的资金实力有限，难以实现“一手交钱、一手交粮”，往往收购农民的稻谷后，等加工成大米销售回款后，才能向农民支付卖粮款。但谁也不曾想到，2014年末的那场交易，会成为拖累他们生活的开始。

危机源于2013年，当时，徐荣有300多万资金，但他想扩建厂区，那需要2000多万资金。为筹集资金，徐荣赊购了溪河镇、白旗镇等多个村农民的稻谷，在将大米卖出后，徐荣挪用了本该付给农民的钱。

按徐荣的计划，工厂建好后，很快可以从银行贷出款来，然后还给农民。但就在厂区和办公楼建好后，启动贷款程序的时候，信贷员因违规操作被问责，贷款一事因此搁浅。

之后，徐荣曾找过其他银行贷款，但因授信额度问题未果。徐荣也找过多位朋友借款、融资，均未成功。至今，徐荣仍奔波在找投资者的路上。

而另一方面，因未履行2015年1月法院调解书约定的还款义务，松花江米业被欠款的农民申请了强制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