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贸易的十字路口

作为经济交往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国际贸易正陷入前所未有的矛盾境地。

2017年2月22日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签署的首个多边协定——《贸易便利化协定》刚刚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生效。3月18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对外发布联合公报中，则10年来首次删掉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内容。

这似乎印证着贸易保护主义确实在抬头。

世界银行最新一期发布的全球贸易年度报告显示：全球贸易已经经历了5年来的低增长，其中2016年更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增长最慢的一年。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增速仅为1.9%，而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正是导致全球贸易增长下降的主要原因。

眼下，英国已经启动脱欧程序。据美国政经新闻网站Politico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或将签署一项行政命令，重新考量与贸易伙伴之间的所有协定，这或涉及到14项贸易协定，波及包括两个区域性协定，一个在北美国家间的协议，一个与中美洲以及多米尼加共和国间的协议，以及美国与亚洲、南美洲、中东和澳洲之间多个双边协定。

全球化始于贸易。随着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自由贸易也走到了十字路口。

自由贸易VS公平贸易

与自由贸易相对应，“公平贸易”这个词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竞选阶段就频频出现。在其看来，正是由于现有的贸易协定的存在，导致了美国产业工人就业岗位的丧失和工厂的倒闭。他常常提到的例子包括：2016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了创纪录的3470亿元；美国2016年进口了392.61亿美元的日本汽车，但美国向日本出口的汽车仅为5.18亿元。

一面是昔日汽车工人的失业，一面是外国车大举进口。贸易逆差早已让美国制造业的从业者患上了“贸易全球化被害妄想症”——外国人偷走了我们的工作。而这些居住在美国传统制造业核心州——被称为“铁锈地带”的选民，则正是特朗普竞选理念的忠实拥趸。

只是，真是因为自由贸易引发了贸易的不公平，继而让这些工人失业的吗？

美国劳工部门数据显示：1960年有24%的美国人在制造业部门工作，1980年有19%的美国人在制造业部门工作，2000年有13%的美国人在制造业部门工作，这个数据到2015年只有不到10%。而根据布鲁金斯协会的评估，美国创造100万美元的制造业产出，1980年时需要25个工作岗位，而现在仅需6.5个工作岗位。

而期间正是以自动化、信息化为代表的技术应用在制造业领域深度渗入的时期。美国工资占GDP比重从1970年的58.4%，降到了2015年的52.7%，但企业用于固定资产上的投入却提高到15.6%。这说明，企业家更愿意在研发和新技术上花钱，而不是雇佣更多的员工。

与技术升级叠加的是自由贸易带来的资源全球配置，当企业家发现有更好的成本配置方式，自然要做出理性的选择，例如更多进口日本汽车，但是提供更多的服务贸易出口。即使在2016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创纪录达到5002.25亿美元的时候，当年服务贸易也实现了顺差2470.82亿美元。

产业结构的变化让不同的群体在分享经济发展收益方面的感受出现差别。仍以美国为例，在金融业，GDP每增长1%，从业者的收入就会增长5.6%，而在制造业，仅能增长2%~3%左右。

“体力劳动者更容易受经济波动影响，比如建筑业和制造业从业人员；而富裕阶层，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于股票和红利。”经济学人智库中国研究总监任韬表示。